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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

——《天下文宗司马相如》序

谭继和

  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赋圣词宗的地位。宋人林艾轩、朱熹称其为“赋之圣者”,明人詹景风称其为“赋家之圣”,甚至还有人把他视为独步天下的第一文人,明人侯一元就认为“古今文人,独一司马相如哉”。不过,对这位赋圣,历史上也有人提出疑难、訾议,集中在出生地之谜、大赋的历史地位、通“西南夷”的评价以及同文君的自由私奔等四大问题上。本书即是针对这四大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根据学术界多年来研讨的前沿学术成果而写出来的。书中对这四大问题的描述,也汇集了十多年来以四川的相如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一些海内外学者研究的智慧和心血。尤其是相如故里问题,今天能得出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的结论就很不容易,经过学者间多少次论难才能有所依据地把它确定下来,本书作者邓郁章先生以及蓬安、南充、成都的一些学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不羡千金买歌舞,青灯黄卷研相如。疑义精要相析论,墨畦生涯尽入书。”郁章先生多年来的艰辛付出,本书算是一个回报。

  有关司马相如的研究,其基本轨迹大体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一是关于相如故里的争论和探讨.二是关于相如文化的多方面研讨。这两个阶段体现出由相如个人文本的研讨向汉代精英集体文化性格和时代精神的研讨转型的特点,也即马克思所说的由原初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研究特点,我曾在《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究论集》一书的序言里对此作过解析,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由本书的探讨,引起了对相如文化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司马相如不只是一个个体,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相如文化,我认为今后需要深入研讨下列特点:司马相如是汉代“综群书”的“通儒”。①相如大赋是“孔氏之门用赋”升堂入室的产物,②是孔子诗文教化的结晶,实具有“文以贯道”当以“文章为最”的崇高文化地位,这也是汉代时人的文化观念,是文化中国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个特色现象。文化中国熏育出了“文伯”司马相如,相如又以其站在那个时代高度的赋论、赋作和文韬武略,对文化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化中国“采儒术以文”的开发者,是以其大赋而成就为汉代“文章诗教”的奠基者。总而言之,“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做的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至今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专题涉及,而这又是我们深入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以“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为主旨,应该是未来研究方向的待望。

  这里简要地说一说我的四点看法:

  一是司马相如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

  相如绝不只是一个文学家,只是单纯“为汉词宗”(《华阳国志》),他应是“以诗书而儒”的“通儒”,是百科全书式的汉代大儒家之一。宋人王俦说:“吾侪蜀人诗书而儒自长卿始,诚如(秦)宓云。”明人李贽称相如为“词学儒臣”,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抓住了相如文化性格的本质。司马相如《解客难》一文曾针对客人关于相如即为儒人,为何不“作汉一经”的责难,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即“六经”的看法,这是当时非常大胆的精辟见解。在后人看来,相如此论正表现了西汉时期“以文章为盛,以诗书为儒”的时代特点。王充《论衡》说:“农无强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闇不彰。”强农与强文是国家关乎命运强弱的两大支柱。而相如正是“国之强文”这一支柱的代表。他死前挂念的是《封禅书》,死后献给汉武帝,果然八年后封泰山,禅梁父,礼中岳。以后封禅遂成为历朝定制。相如此项举述,遭到非议甚多。其实,“封禅”从本质的原初抽象看,正是中华一统凝聚力和向心力信仰的表现。相如为封禅制提供的理论依据.今天原文已佚而看不到了,它应该是对大一统的文化中国的礼仪性信仰做出的一个奠基性的贡献。由此观之,相如其人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实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而且首先是以“润色王道”的圣门儒术为主要特色,其次才是文学方面的词赋之宗,应该摆正这个位置。唐人称相如为“文伯”、“雄伯”,正是从儒宗这个层面说的。唐人张说曰,相如“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涧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这个看法,正好说明相如的文化个性特点。他是“润色王道,发挥圣门”“以古圣贤为法者”的儒之“文伯(霸)”、“雄伯(霸)”,”绝后光前”(陈子良语)的“文雄”(李白语)和“通人”(《隋书》)。对这一特点,龙显昭先生等少数学者曾经指出过.但未引起学界重视。

  二是相如大赋在文化中国经典上的地位问题。大赋能否与儒经同等看待,是否以“文”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今天学者尚未触及而需要辨证的一个大问题。

  重视“文章之盛”,是汉代的时代特征,前人曾多所论述:“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①“孝武之后,雅尚诗文”(《周书》),汉以“文章为盛”,“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同:《两都赋》)。正因此,汉代上自公卿,下至庶民皆通文章。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文”,柳宗元说汉朝“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四方之文章益烂然矣”。

  汉代“文章”二字的内涵,首先是指汉大赋。这是因为汉赋为“骚之余”,是承袭诗骚发展起来的。《诗》是儒经的重要门类,诗教更是儒家礼教的核心。诗骚赋系统,发展到汉代才明确与六经训诂之说分途发展,成为两大系统。而汉赋则是“文章”系统即诗教系统的代表。这是其一。

  大赋创作是一门专门学问,必须要通经和通文字,这是汉赋的基础学问。宋人晁说之曰:司马相如造诗赋,“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作大赋必须具备“古字之学”与“通经之学”这两个基本条件。这是其二,

  “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 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相如赋为何能出人头地,是因为他“命意宏博,措词富丽,千状万汇,出有入无,气贯一篇,意归数语,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谢榛语)。要有万卷才学,特别是儒术根底,才会有作赋能力。这是其三。

  更重要的是,作赋要有儒者的正气。宋人周紫芝认为相如赋“大哉气之为用,虽上下与天地同流可也”,刘壎认为其“雄浑之气溢出翰墨外”。除儒学以外,相如赋还特别融人仙道之学的想象力,成为以羽化飞仙为特征的道学的滥觞。相如赋体现了“列仙之儒”(《大人赋》)的鲜明特点,这是其四。

  因了上述四个条件,相如大赋的地位就提升到了与儒学六经并行的儒学文章(诗教)的崇高地位,故相如也被历代一些文人称为汉文章之祖,“长卿之于文章,实全蜀开创之祖”(清人钱谦益语)。不仅是全蜀文章之祖,也是汉代整个圣门辞义之祖,就“辞文遂最一代”(明人尹台语)。“后世文必称汉,言汉文之雄,必曰司马、扬、王”(明人詹景风语)。“圣门论赋,相如为入室之雄”(唐人卢照邻语)。

  总起来看,相如大赋是汉代中国诗教文章的代表,具有儒学经典“兴废继绝,润色洪业”(班固:《两都赋》)的作用,属于汉代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可登汉文大雅之堂。所以,不能把相如赋只看作“词赋之祖”,而要从“汉文章经典”的广视角来给予肯定。

  三是相如大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内核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地位问题。

  相如论赋家之心是“包括宁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论赋家之迹是“台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赋家之心与赋家之迹,构成相如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根基,开启了巴蜀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西蜀自古出文宗”,以相如为榜样,他之后,从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直到郭沫若、巴金皆“比肩相如”,始终坚守的精神追求。它体现了司马相如凌万乘以峥嵘之气,贮千古以磊落之胸,洗宇宙以磅礴之神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总览天地人的大一统宇宙观。这是汉代雄阔宏伟盛世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这也是文化中国共同精神家园中坚守的情怀,是仰望星空、洗空宇宙的民族文化想象力的结晶。

  四是相如通“西南夷”在民族融合、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作用问题。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准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举措对民族交融,开拓巴蜀的历史作用。“西南夷”有两支:一支是“南夷”,一支是“西夷”。相如开通“西夷”和“南夷”,不仅是地理中国的统一问题,更重要的价值是文化中国的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它促进了大中华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推动文化中国认同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例如,开通“南夷”,促使夜郎文化与巴蜀文化变融。开通“西夷”则使冉,馬尨、邛、筰、徙,榆等族群进一步与蜀人融汇。所设冉馬尨邛筰徙榆六都,就是文化认同与交融的体现。相如通“西南夷”的举措,统一和稳定了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向中原文化凝心聚力,至今都还有深远的影响。

  南怀瑾先生曾说:“立国之本是文化。”文化是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血脉,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中国的认同,是文化立国的历史过程,是大一统中华多民族国家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中同是养育历代知识精英的肥壤沃土,而历代知识精英则对文化中国的核心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本体、终极诉求和终极核心价值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这个层面观察,司马相如的浩然之气、浪漫之韵,大雅之声,在文化中国巨人的长廊里实占有一席可不可磨灭的地位。尤其是在汉代,以文章教化为盛.儒家文明定型初曙,诗教和礼教第一次国家法典化的关键时期,司马相如是站在这个时代高度上的一颗闪亮的北辰之星,是汉代文章之盛的一个闪亮的文化路标。因此,对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的研究,正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有关司马相如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谨以待望,故乐为序,以求谁諟正。

  目 录

  第一讲 相如故里,本在蓬安

  一、相如故里 两类记载

  二、故里蓬安 有理有据

  三、“成都人也” 如何解读

  第二讲 辞宗赋圣,文化之光

  一、大赋惊天 赋之圣者

  二 、《子虚》《上林》 汉赋顶峰

  三、巨丽雄文 大汉天声

  第三讲 琴挑文君,爱情经典

  一、“琴挑文君”的文本解读

  二、“琴挑文君”的历史价值

  三、“琴挑文君”的另类遭遇

  第四讲 通“西南夷”,功业千秋

  一、司马相如的理想是在政治上建功立业

  二、汉王朝通“西南夷”在政治上是“万代推功”

  三、司马相如是汉王朝通“西南夷”第一功臣

  后记

  司马迁《史记》七十列传中,巴蜀地区为个人立传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司马相如。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这一个人,是够看重的。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大经学家董仲舒,司马迁记叙他的篇幅仅为记叙司马相如的十分分之一。这可以想见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司马迁眼中的地位和分量了。的确,司马相如在中国汉代历史上,是一位很不一般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是天下文宗;同时又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不仅在王公贵族中、在士大夫中、在文人中闻名,在市井中、在普通老百姓中同样闻名,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历史名人。他传奇的一生、精彩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认识、宣传。《天下文宗司马相如》从四个方面分四讲,说一说这位历史名人、天下文宗。

  第一讲

  相如故里,本在蓬安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是何方人氏?人们熟悉的是司马迁的“蜀郡成都人也”,实际上司马相如是巴郡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人,他的故里在蓬安。一说相如故里在蓬安,就有人说,这是“文化炒作”,这是“赶时髦”,是“为发展旅游编出来的”。这不奇怪。第一,他们不知道,“相如故里在蓬安”并非今人提出;第二,他们不知道,“相如故里在蓬安”是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化遗存为根据的。它有理有据,下面试述其详。

  一、相如故里 两类记载

  纪传体历史的老祖宗、中国最权威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开篇就写道:“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的作者班固抄《史记》,也写道:“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他除了去掉一个“者”字,把“字长卿”三字调了位置,放在了“司马相如”之后,意思一点没变。《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抄《汉书》,亦称:“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也。”他一个字也未变。这是《史记》《汉书》以来相沿成习、 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其他各种历史书、一般的工具书都是据《史记》而书。按一般的说法,这是定了铁案。

  但这仅仅是史传中的记载,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史地一类书中对古安汉县后相如县境内有关司马相如的记载,由于它们不可能像《史记》传播得那样广泛,则长期被学者们忽略了。从南北朝梁代以后,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官方和私人编修的地理书和地方志、地名大辞典,以及到过四川、到过古安汉今南充蓬安的官员、文人、诗人留下的书籍、文章、 诗歌,对相如县、对相如县的得名、对司马相如留下的遗迹及有关的文物等,记载描述特详。它们都或隐或显表明司马相如非成都人,而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人。特择其要者书录如下:

  正史地理志、官私修地理书

  1、《周地图记》记载:“相如县,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县(郡)。”

  2、《隋书·地理志上》记载:“相如,梁置梓潼郡,后魏郡废。”

  3、唐《元和郡县志》记载:“相如县,周闵帝省县。”“龙角山,在县东二百步。”“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

  4、《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

  5、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相如县:([州]东北八十五里,元十乡)。亦巴西县地,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司马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里。《周地图记》:其地有相如坪,相传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即嘉陵江).丛薄郁然。其台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龙角山:在县东,高三百丈,从蓬州朗池县界西来。”

  6、宋《元丰九域志》记载:“上,相如:州东北八十五里。五乡。七盘、方山、登井、三溪、永欢、太平、琴台、永安八镇。有龙角山、嘉陵江。”

  7、宋《舆地广记》记载:“上,相如县: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西魏废郡,置相如县。县南二十里有司马相如故宅,因以名焉。隋属巴西郡,唐武德来属。有琴台镇、龙角山、嘉陵江。”

  8、宋《舆地纪胜》记载:“相如县:在府北一百六里。《舆地广记》云:本汉安汉县地。《隋志》云:梁置梓潼郡,西魏郡废。《寰宇记》云: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后周废郡而县存。以县南二十里有司马相如故宅,因名。其宅在今县治。《广记》以隋属巴西郡,唐武德四年来属。而《元和郡县志》以为周闵帝省县,与此不同。”

  又:“相如故宅:在相如县南二十里。《周地图记》:水北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又有琴台。《通典》朗池县下注云:有汉司马相如琴台。”

  又:“长卿里:在相如县。文君里:在相如县。弹琴台:《十道志》云,左滨西汉水,丛薄蔚然,名相如琴台。洗笔池、卓剑水、舞剑台:皆司马长卿故迹。按:县令韩振《记》云:世传琴台镇乃长卿之别业也,光圣寺乃长卿之故宅也。……慕蔺山:在相如县二十七里,唐天宝六年改今名。光圣寺:在相如县南四十里,旧传为司马长卿故宅,有石记,漫不可读,父老尚知其为陈子昂之文。……唐陈子良墓:射洪人,子昂之从兄。(笔者按:此注误,陈子良,吴人,非子昂之从兄)贞观二年为相如令,有墓在县之郭外。”

  又:“人物:纪信将军:(略)。司马相如:《元和郡县志》:在相如县南三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县有光相寺,旧传为司马相如故宅,有石记,父老知其为陈子昂之文。又《十道志》云:相如有别业于此。谯周:(略)谯秀:(略)。晋·陈寿(略)。阎缵(略)。”

  9、宋《方舆胜览》记载:“郡名:巴西南充……人物:纪信(略)。司马相如:在相如县南三十五里,宅滨嘉陵江。有琴台,水北有相如坪。谯周(略)。陈寿(略)。”

  10、《宋史·地理志五》记载:“相如:望,以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

  11、《元史·地理志三》“蓬州”条下:“相如:州治。至元二十年以金城寨入焉。”

  12、元《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顺庆”条“景致”下:“嘉陵江,在相如县,韦应物有诗。”“人物”下:“司马相如,在相如县南,有琴台。”“蓬州”条“县名”下:“营山、 仪陇、相如。”

  13、明万历四川右参政、著名的地方史家曹学佺《蜀中广记·蜀郡县古今通释》中记载:“梁天监中置相如县,长卿桑梓也。……废相如县,梁置,兼立梓潼郡于此。李商隐诗:‘梓潼不见司马相如’是也。相如故宅,今为县治。”

  14、《明史·地理志四》记载:“蓬州:元属顺庆路,洪武中以州治相如县省入。东南有云山,西有嘉陵江,东北有巴江,西南距府百四十里。领县二:营山、仪陇。”

  地方志、地名大辞典

  1、明正德《蓬州志》记载:“(蓬州)州治(在南门内):……元至元戊寅始自云山(笔者按:今蓬安燕山寨)自徙相如县司马相如祠堂之左,今治是也。”

  又:“琴台在西南六十里光圣寺内,相传司马相如弹琴于此台下。有洗笔池见存。又有舞剑台与琴台,相距一里,亦相如游乐之所。”

  又:“司马长卿祠堂:在州西十步许。元延祐四年驿丞苗成重建。”

  2、清康熙《顺庆府志蓬州沿革》:“元置蓬州路治相如县。”“明以相如县省入。编户六里,隶顺庆府。”“营山县梁属相如县。”“琴堂,蓬州治西南六十里,相传相如弹琴于此。”“司马长卿祠,在治西。”

  3、清嘉庆《四川通志》:“蓬州:汉安汉县地、梁置相如县兼置梓潼郡。西魏废郡。隋属巴西郡。唐武德四年分属果州,宋因之。宝祐六年改属蓬州。(《寰宇记》:因山为台)元至元十五年移蓬州来治,三十年立蓬州路,属顺庆府。明洪武初以州治相如县省入,属顺庆府。”

  又:“司马长卿祠,在州西,元延祐重建。”

  又:“相如故城,今州南。”

  又:“相如故宅:在州南。”

  又:“琴台,在州相如宅右。”

  4、民国藏励和主编《中国地名大辞典》:“相如坪:在四川蓬安县南。《寰宇记》:在相如县南二十里。罗洪先《周地图记》云:其地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相如县:南朝梁置,汉司马相如所居,因以名县。明省,即今四川蓬安县治。

  文人、官员诗文

  1、唐贞观元年(627)相如县令陈子良《祭司马长卿文》说:“慕蔺斯在……厥迹犹存,余芳无泯。予忝宰斯邑,似觌遗尘。抚事怀贤,实劳寤寐。夫游九原者,慕随会而增悲;望魏都者,伫侯赢而顾步。……”

  2、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相如县尉王俦《司马长卿祠堂记》说:“邓侯(笔者按:即州司户参军潼川邓良,时摄县事,即代理知县)”慨然语俦等曰:昔秦宓善长卿之化,谓宜立祠堂。吾侪蜀人诗书而儒自长卿始,诚如宓云;况此地又异他所。今祠虽在,不治且废。吾幸为令,此令职也,其可已乎!”“县虽僻左,而江山风物可乐也。闲从人游,皆好学,能文章,亦自有所来矣。”

  3、宋乾道六年(1170)(顺庆)府判眉山朱某(名已佚)《琴台留题诗》写道:“晚日开晴雾,行舟过石门。梵王前古寺,司马旧家村。往事书难信,遗名县独存。望迷搜句眼,滩月下黄昏。”

  4、明正德《蓬州志》中录徐泰《景贤堂记》称:“乡贤若司马相如,以其为京师文章大家……则列主斯堂,血食百世宜矣!”“故县以相如名,土人慕之 ,已非一世。”

  5、明人刘草窗《绝句》写道:“摛葩绘藻少年时,千载蓬山尚有祠。惆怅词人招不起,月明霜冷叫螽斯。”

  上面所录史料、诗文仅是一部分,有关的书籍更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专家们对此知之甚少。有一位研究汉赋、研究司马相如的著名专家,到蓬安考察后,惊叹地说:我做汉赋研究几十年了,这些年国内外开过五次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大家都不知道历史上还有纪念司马相如的相如县,就凭这一点,就会让学术界震惊。

  但长期以来,“蜀郡成都人也”与“巴郡安汉县人”两种表述,从未直接碰撞过。直到清代山东到四川做官的王培荀,才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向世人大声疾呼。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由于传播不广,仍未引起更多的人注意。王培荀讲的观点和依据,对与不对,下面具体讨论。

  二、故里蓬安 有理有据

  王培荀提出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的观点见于他的《听雨楼随笔》,原文是这样说的:

  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

  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

  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周地图记》:台

  高六尺,周四十四步,后人建祠。明学使卢雍诗云:“蜀中人物称豪

  杰,汉室文章擅大家。此地卜居犹故迹,当时名县岂虚夸。琴台积雨

  苍苔润,祠屋滨江草树嘉。(笔者按:“嘉”,另本作“斜”)莫问少年

  亲涤器,高风千载重词华。”江北有相如坪,传长卿治别业于此,墓

  在灌县东十二里。

  王培荀不是一般的官员,他是明末清初大学者王渔洋之后,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勤于著述”(房锐文)。在四川四个地方,前后15年,当了五任知县,为政为文都很有成绩,著述甚丰。他在荣昌任知县时,广泛阅读蜀中典籍,广泛调查研究,撰写记录了有关四川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听雨楼随笔》。该书收录于《续四库全书》中,原版现藏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现已分别由巴蜀书社、山东大学出版社点校出版。他是一个很有学养的人,学术界评价他“对巴蜀历史文化研究有着杰出的贡献”。他上面这段话观点鲜明,证据确凿。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古安汉县境内有相如故宅、相如别业,有长卿(相如)祠堂和后来设置的相如县。这三点,都是无可辩驳的史实,都是相如故里在蓬安的铁证。“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的观点,既表现了他不凡的学术眼光和造诣,也表现了他思维的敏锐和明确。

  因为《听雨楼随笔》是笔记性的文字,没作具体阐释,下面特就他提到的三点证据,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1、相如故宅、相如别业

  从《周地图记》以来,各书的记载都认定古安汉县、 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境内有故宅、有别业,尽管记叙的文字不完全一致,但有故宅有别业则是共同肯定的。故完可以理解为故里,而别业,从字面讲是别墅,有人以此认定司马相如在安汉县是“流寓(侨寓)”,流寓的意思是“离开家乡旅居外地”。司马相如在安汉县既是“离开家乡旅居外地”,古安汉县自然就不是司马相如的故里了。其实故宅和别业都在古安汉县,正是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的铁证。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的规定:汉初“‘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不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田舍。’(320号简)这就是说:想扩大住宅而欲买宅者,如果所买之宅与原有居宅不相连的,不许。反之,如果相连,则自然是允许买宅的,可见买宅地及买住宅,是吏及宦皇帝者的一种特权。”(高敏文,转引自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由此可知,司马相如在安汉县的别业,是他的父祖辈所置,而非他本人所置。因为在他第一次归蜀及以前,他无钱置;在他再入长安为“郎”之后,置了不便居住、无法管理,他不会置。他能去安汉县置别业的时间,只有他“与卓氏婚饶于财”之后、再入长安为“郎”之前,才有可能。但此时他已在成都有了田宅,不能在远离成都的安汉去置别业。司马相如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有故宅、别业,就充分证明他的祖居地、他的出生地,在古安汉县、今南充市蓬安县,这里是他的故里无疑。

  《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早先本是一个法律常识,大家是知道的。年代久远,后人不了解这个常识,就生出一个“流寓(侨寓)”的说法来,再后的人就进一步变成司马相如不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人的“钢鞭”了。这是历史的笑话。

  2、长卿(相如)祠堂

  中国给个人建祠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给本地的先贤建祠堂,另一种是给对该地有贡献的外乡人建祠堂。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明显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因为《史记》、南充和蓬安的志书以及野史传说,均未提到司马相如在此地有什么贡献,或其他的瓜葛。“通西南夷”,与南充蓬安不沾边,进长安,也不往这边走。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只能是第一种情况,即司马相如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的先贤,这里是他的故里。

  查《三国志·秦宓传》得知,谯周的老师秦宓在与王商的书信中提出要给司马相如建祠堂。陈寿当做大事写入了《秦宓传》。但是成都一直没有建司马相如祠堂,只有安汉县建了司马相如祠堂,这个对比,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如果司马相如不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出生的人,这里为什么如此青睐他呢?

  祠堂建于何时,虽然已经弄不清楚了,但建修的时间肯定是很早的。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撰写的《祭司马长卿文》提到“厥迹犹存,余芳无泯”,祭必有祠,它说明唐之前早已有了祠堂,其后历代重修、重建。明正德《蓬州志》还明确记载着:“司马长卿祠:在州西十步许,元延祐四年驿丞苗成重建。”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情史·卓文君》也说:“今之蓬州,唐谓之相如县,迄今有相如祠。”祠堂一直保护到清末民初,年久失修而被损毁。这是全国唯一一处司马相如的祠堂,如果司马相如故里不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祠堂的建立就无法解释。

  3、古相如县

  南朝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六年(507)分安汉县地设置新县,因这块地方有司马相如的故宅、别业以及其他文化遗存,新县取名相如县。这个相如县不能一般看待。

  从古至今,一个县的建立,它必须由地方层层申报,由中央审查批准(封建社会由皇帝批准),它是地方的愿望和中央的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古安汉县当年分出这块地方以司马相如的名字作县名,这个名字绝对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安汉县境内这块地方的相如故宅、别业以及有关的一切遗存、史实,准确与否,司马迁的“成都人也”如何解读等等,一定是审查的一个重点。萧衍父子都是一流的学者、诗人、作家,不是糊涂蛋。而且他们都是司马相如的“粉丝”,对司马相如的作品爱得如痴如醉。他们把司马相如当做萧梁王朝正统文化的旗帜、标杆,以夸耀于北朝政权。因此他们的审查更不可能马虎了事。如果下面呈报的是不实的史实,萧衍父子通过了,不仅贻笑南北朝野,而且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统治。因此,相如县的建立,不仅是萧梁王朝对司马相如故里在安汉县后相如县的一个明确的肯定,同时也是向域内域外表明,汉赋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的出生地在萧梁管辖之下,萧梁就是大汉正统文化的代表。这样重大的事,萧梁王朝怎么会轻率从事?

  从前面对王培荀提出的三点证据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王培荀的观点,是在充分研究一系列的史实,总结了从陈子良、王俦、祝穆、王象之、曹学佺等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后,对司马相如的籍贯作出的一个科学的明确的结论。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近些年来各地的专家学者多方向深入开展研究,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2004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启涛教授发表了《相如赋与四川方言》这篇重要论文。他在文中指出:“根据司马相如赋中的用词情况进行考证,发现了其作品使用方言的现象,这些方言词语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依然使用。但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这些方言词可能来自楚方言。”“而其赋中难以找到秦晋方言词”(成都当时的基础方言)。“楚方言可能是司马相如的母方言,这从侧面说明司马相如可能来自楚国或与楚国接壤的地区”(如古代巴国)。“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蓬安县在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古代正属巴地。”“司马相如赋中有一些方言词,至今为蓬安当地民众所使用。”例如《哀秦二世赋》中“岩岩深山之谾谾兮”这“谾谾”与“弄弄”同音,“指山中的深处,或草木茂盛又深杳的地方”。现在南充、蓬安一带还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如:“刺芭谾谾”“树谾谾”。又如《难蜀父老》中“昔者洪水沸出,泛滥湓溢”,这“湓”字,“意为漫出”,“凡是水涌外溢,容器盛物过满外溢,均可言湓”。比如说“水湓了”,“东西装湓了”,“锅里饭煮湓了”,现在南充、蓬安一带同样是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王教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司马相如赋文中的所有词语作了全面研究、分析,所取得的这个成果是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以后,《新华文摘》选目 ,受到广泛重视。方言被人们称为语言中的活化石,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司马相如赋文中的川东北方言,是这些年来找到的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的新的可靠的证据。

  三、“成都人也” 如何解读

  “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成定论,司马迁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错了吗?

  这个话尚不能这么说。司马迁是一个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史学家,在文学、史学领域,怎么评价也不为过。鲁迅称他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在《司马迁传赞》中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尽管班固曾指出,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也有史家考证指出,《史记》有的篇中有“羼入之语”。但他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的记叙,与上说无关,他本人、别人都没有错。它是事出有因,涉及一个正确解读的问题。对此,熊伟业先生曾有透辟的阐述。

  第一,从《史记》所记全部人物看,记载人物的籍属,全书体例并不统一。

  有的根本没有籍属记载。如《傅靳蒯成列传》中记阳陵侯傅宽:“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没有记籍属。同传中记信武侯靳歙:“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亦没有记籍属。

  有的泛言某地人,郡、县均无记载。如《孙子吴起列传》中记孙武:“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国阖庐。”又如《郦生陆贾列传》中记陆贾:“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又如《张丞相列传》中记丞相申屠嘉:“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同传中记丞相邴吉:“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

  有的记述籍属,又详到乡里。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李耳:“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又如《高祖本纪》记汉高祖刘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如《陈丞相世家》记丞相陈平:“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

  有的详述祖先所出及其变化。如《张释之冯唐列传》记冯唐:“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

  有的既述祖先所出,又记自己或自己迁徙变化。如《绛侯周勃世家》记绛侯周勃:“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其先为“卷人”,周勃是“沛人”交代清楚。又如《万石张叔列传》记石奋:“万石君(笔者按: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号奋为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美人故也。”这里既记石奋之父是“赵人也”,又记了石奋两次徙居的情况。

  除上述诸种情况外,最多的是“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一类。如《李将军列传》记李广:“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又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卫青:“大将军卫青者,阳平人也。”又如《儒林列传》记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上述各例均没有涉及祖先所出,祖居出生地与编户地,有可能是两者重合的,有可能是两者中之一。

  《史记》的体例为什么不统一呢?其一,籍贯这一概念是之后几百年才逐步形成的。当时的太史公自然就比较自由了,可以写传主的祖居出生地,也可以写传主的编户地,可以两者都写,也可以两者都不写。其二,作者想统一也统一不了。因为当时籍贯的概念尚未形成,官员们籍属的档案记载就不可能有明确的规定。既然档案没有明确规定,每个人的籍属情况,档案中也可能是五花八门没统一。又因当时实行“编户齐民”的政策,一般说,上下都比较重视户口所在的编户地,特别是祖上不是显赫的权贵人家的人,对祖居、 出生地及迁徙的变化等情况就更可以不在意了。因此集中到太史公那里的材料,同样会是五花八门没统一。材料本身没统一,太史公自然也不可能统一。因此表现在《史记》中的“某地人也”,也只能是祖居地与出生地或编户地的重合,或是其中之一。

  第二,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写成的,《自叙传》原本未记“祖先所出”。司马相如有《自叙传》,这是早有定论。《隋书·刘炫传》中记录了隋朝人刘炫说的一段话:“通人司马相如、杨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述风徽、传芳来叶。”刘炫就明确讲司马相如等都自述风徽(即风范美德),也就是说司马相如等都有自叙传。而且到唐代司马相如的《自叙传》还完完整整存在。唐高宗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杂说上》中明确说:“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就是说唐高宗时这个《自叙传》还存在司马相如的文集中,与他的赋、文一起流传,刘知几当然是读到了的。他还说:“子长(司马迁)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这段话明确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就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写就的;而且讲了班固没有在《司马相如列传》后写明“自叙如此”,是因为班固当时没有见到司马相如的集子,才没写“自叙如此”的话,于是造成体例不统一。同时,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说道:“自叙发迹”于屈原的《离骚》,“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司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述之篇,实繁于代。”这段话把问题说得很明白,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没有写司马相如家庭父祖辈的情况,是因为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就只记了“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司马相如本人都“蔑尔无闻”,司马迁当然也只有“蔑尔无闻”了。

  从上面的探究分析,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司马相如“自少及长”之前的一段历史“阙如也”,是空白。这怪谁呢?怪司马迁吗?司马相如自己没有写呀,怪不了,没有材料他如何写?有人说,他为什么不去调查呢?谈何容易,这是按现在人的想法去要求古人,何况他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个人的祖居、出生地记或不记,在他看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怪司马相如吗?也没多少理由,其一,他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以自叙为传”,是个创造,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也没有一定之规呀,既没规定也就不可能周全。其二,前面已讲到当时籍贯的概念还没形成,像司马相如这样祖上并无显赫人物,它完全可以只记自己的编户地,谁也无法非议他。但从刘知几前面的话语来考察,他当时不仅读了司马相如的《自叙传》,也肯定知道相如县境内的故宅、别业、祠堂等,也肯定读了陈子良的《祭司马长卿文》,他虽未批评两司马,不过从“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和“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这些语句看,他也颇感遗憾。

  第三,有人说,班固的《汉书》和常璩的《华阳国志》又为什么不将司马相如的祖居、出生地添补进去,以弥补这个遗憾呢?这与《史记》未记是同样的原因,比如程郑本是临邛人,但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将其列于“成都”条下,就是因为程郑后来落籍于成都的缘故。也因为这个原因,古代历史书按“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照记不误,古代地理书对相如古县的遗迹、文物、地名同样照记不误。大家也都能理解,谁也无须去说明什么。后来由于籍贯的概念明确了,就是指祖居或出生地,加之相如县省入蓬州,这个固化了的历史地名消失,文物也被损毁,“成都人也”就涉及一个解读问题。

  因此,曹学佺、王培荀这一类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官员,才在他们的著作中,斩钉截铁地吼明白:“相如县长卿桑梓(故乡)也”,“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对太史公的“成都人也”作出了新的正确的解读和提示。

  2003年,中国第一家司马相如研究会在相如故里蓬安正式成立。2004年、2007年,两次关于司马相如研究的国际会议在相如故里蓬安召开,全国参加会议的大学和科研单位,总计在100家以上,收到的论文百余篇。省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指出:“因司马相如故里问题而引出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是巴蜀文化研究逐步成为‘显学’潮流的一大硕果。这个硕果发蒂于蓬安南充,这是值得庆贺的。”“相如故里在蓬安”,学术界已逐步认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建的《蜀学墙》在司马相如浮雕像侧,明确刻下“司马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刘南平、班秀萍所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相如考释》和首都师范大学踪凡教授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对“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均作了介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赋学家许结在上海东方卫视讲司马相如,亦对“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作了介绍。

  不过《史记》的“成都人也”影响深久,大家已经听习惯,用习惯,要所有的人一下子接受采用这个科学的结论,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南充境内,从明代相如县省并入蓬州以后,很多文物不存在了,人们对司马相如在这里的一切都不明白了。上世纪开始宣传,有人一下警觉起来:这怎么可能,天上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来的!甚至还听到这样的发问:“两千年前的人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两千年后的人说司马相如是蓬安人,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你听哪个的?”对这样的责难,我曾笑问:“几千年前的人说,我们脚下的地球是方的,几千年后的人说,我们脚下的地球是圆的,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你听哪个的?”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历史去掉了相如县名,历史毁掉了相如故宅、别业,历史毁掉了相如祠堂,要真正解决问题,就是老作家马识途告诫的:要抓紧恢复相如县名,要抓紧恢复相如祠堂、相如琴台;它们恢复了,这些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注:

  司马相如的生年卒年,《史记》《汉书》均无明确记载。其生年,上世纪30年代姜亮夫推定为前179年,即汉文帝前元元年;其卒年,学者据《史记》“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一段话,定为前118年,即汉武帝元狩五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生年有束景南的前171年说,龚克昌的前172年说,陈文新的前173年说,刘南平、班秀萍的前169年说,吴景贤的前170年说,熊伟业的前176年说等多种观点,目前仍无定论。其卒年,由于虚年 、周年的计算差,亦有前117年即汉武帝元狩六年之说。近年熊伟业通过具体论证,认为应以虚年计,肯定相如卒年应为前117年。

  第二讲

  辞宗赋圣,文化之光

  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化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一位通儒,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在历史学、文字学(古称小学)、教育,乃至在琴艺、织绵工艺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但广为人知的最主要的,还是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

  人们常说:唐诗宋词汉文章。这个“汉文章”主要是指“两司马”(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的赋与文。“两司马”在“汉文章”中的地位,就好比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宋词中的“苏(轼)、辛(弃疾)”,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司马相如,就没有汉大赋的辉煌。可以说,他就是“大赋之父”,是他将战国末年刚刚兴起的赋体文 学推向顶峰,把骚体赋(重在抒情,接近于诗)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汉大赋(重在铺叙,更接近于散文),从而确立了这种源于楚辞而又别为一体的文学体裁。汉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兴盛了整整一个朝代几百年,之后,赋成为与“诗、词、歌”并列的一种文体而流传到现在。

  一、大赋惊天 赋之圣者

  司马相如本来凭着家财当了“郎”官,充当汉景帝刘启的武骑常侍,陪同打猎。但司马相如并不爱这个差事,他从小“好读书,学击剑”,爱好广泛,志向远大。他满有兴趣的是辞赋;可汉景帝又无此方面的雅好。凑巧,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进京坦白见皇兄,而刘武是个喜欢招延四方贤能、文士的人,他身边有一批喜欢弄辞赋的,如齐郡邹阳、淮南枚乘、吴县庄忌等,此次也跟随到了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见到他们之后,意趣相投,于是借口有病,辞了武骑常侍的美差,跑到梁国的都城睢阳去了。梁孝王让他做了“宾客”,他与邹阳、枚乘等一起同住梁园。邹阳、枚乘等年长于他,当时已是有名的赋家了,梁王又好赋,司马相如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地方,他的天赋得到激发,写了不少辞赋作品,包括他的有名的《子虚赋》。

  可是,几年以后,梁孝王死了,司马相如失去寄身之地,只好回到巴蜀老家。他与心心相印的才女卓文君结了婚,与巴蜀地方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他的才华才得到发挥。

  汉武帝刘彻,喜好文学,常常读赋。有一天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眼睛一亮,兴奋不已,击掌赞美:“好赋!好赋!好过瘾的赋!!”进而又感叹道:“朕为什么偏偏没有与司马相如生在同一个时代呢?”原来刘彻以为司马相如已是作古的人了。恰好,此时给皇帝刘彻作“狗监”的蜀人杨得意在场听见了,杨得意趁机向刘彻推荐了司马相如。他说:“皇上,司马相如健在,他是我的同乡,他向我讲过,他写了《子虚赋》。”刘彻异常惊喜,急忙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应召赶赴京城,晋见皇上刘彻。刘彻向司马相如问起《子虚赋》的事。司马相如说:“有这回事。但《子虚赋》是写的诸侯国的事,不过瘾;愿为皇上写一篇《天子游猎赋》,赋成后立即呈送皇上。”刘彻当即令尚书送给司马相如笔墨木简。相如可能对此事早有一些风闻,在赴京的路上,就打了腹稿,因而很快撰写完成,呈送给了汉武帝刘彻。刘彻披卷诵读,刚读到“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耶!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他就激动起来,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心中暗想:这司马相如,怎么与我想的如此合拍!于是将司马相如留在身边,作“言语侍从之臣”,充当他起草文稿的郎官。司马相如一下子成了大汉帝国中央政府最受皇帝信任的头等秘书,从此名扬天下。其后虽两次出使西南夷,当了皇帝钦命的中郎将的高官,他也没有停止写作。政治上失意以后,他不肯参与“公卿国家之事”,仍然没有停止写作;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长卧病榻,他还在写作。因为赋是他一生的爱,年既老而不衰。

  司马相如一生的著述,内容广泛,有蜀中最早的《蜀本纪》(历史学著作),有《凡将篇》(文字学著作),有《荆轲赞》及《郊祀歌》等多首诗歌,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提到的《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这些已经散佚的作品。除上述外,他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9篇,但散佚的也很多。从一些古籍中稽考出的篇名有《玉如意赋》《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其他散佚的连篇名也不知道了。不过,他的一些有名的篇章,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哀秦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和一些被后人看做赋的文章,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书》等,都保留了下来。它们在中国文学历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朽的价值。《子虚赋》《上林赋》下面再讨论,其他各篇亦无不是中国古代文章中长期被人称颂、学习的典范之作。

  早期的《美人赋》,学古而不泥于古 ,取古人之长,去古人之短,已经初步显示了司马相如长于构思布局、精于锤炼字句、线索简明清晰的为文特点。

  《喻巴蜀檄》是秦汉以后流传的成篇檄文最早的一篇。《难蜀父老》,是“难”这种文体的首创之篇。

  《谏猎疏》仅269字,层层推进,说理清晰透彻,语短意切,真情溢于言表。入选《古文观止》,长读不衰。

  《哀秦二世赋》仅158字,写得“深沉简练,情致蕴藉”,是中国赋史上第一篇涉及秦朝暴政的作品。它兼咏史、纪行、哀吊于一体,触景生情,吊古伤今,抒发历史感喟,“是咏史文学作品的开端”。赋中“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寐兮,宗庙灭绝”,成了给统治者警告的千古名句。

  传说陈皇后用黄金百斤请他写的《长门赋》,更是中国历史上宫怨文学的开端。《长门赋》中不仅创造了一个离宫佳人的意象,对佳人的心理描写“穷极高妙”(金香语),“笔夺造化,真可谓惊风雨泣鬼神”(洪若皋语)。

  《封禅书》“是后世颂圣之祖,然而讽谏自寓”(孙月峰语)。“文效书而不袭典谟诰,颂效诗而不袭雅颂,此长卿之杰作绝思也,奈何后人又纷纷摹仿乎”(何义门语)。《封禅书》“主题单纯,却又是司马相如所有篇章中最能体现时代、帝王、 作者、历史、文章、评论之间诸多复杂关系的典型”(熊伟业语)。它与上述各篇都是千古 流传的美文,也都是当时“龙著于公卿者”的篇章,他们大多有开文学史先河之功。

  司马相如是一个一辈子与赋打交道的人,不管在创作上、理论上,在汉代赋坛,都是顶尖级的人物。日本学者泽田总清在他所著的《中国韵文史》中说:汉代的赋家,“相如是一等的赋家,其次是贾谊,再其次是杨雄、班固以下的人,和相如比较起来,要差几等,都只是第三流以下的赋家罢了。”从古至今的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们,对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极高的评价。太史公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了司马相如的赋、文八篇,这在《史记》人物传中是唯一的,他第一个对司马相如的作品作了明确的肯定。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称:“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南北朝,梁代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同样多次用“辞宗”一词称司马相如。唐代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 太史公……为之最。”杜牧诗说:“相如死后无词客。”宋代林艾轩直称“相如赋之圣者”。林氏之评,其后为王世贞等多家引用升华。明代张燮评价司马相如说:“长卿赋手,横绝古今。”清代洪若皋说:“长卿继屈、贾、 邹、枚之后创辟奇艳灵奥之体,为有汉词赋第一人。”此后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节中,对司马相如在文学上的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西汉的赋约一千篇,这说明它是西汉文学的代表,它是文学家的专业”;而“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尽管时有杂音,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功臣,贡献卓著,这应是千古历史的定评。

  二、《子虚》《上林》 汉赋顶峰

  汉大赋的生成过程,就是骚体赋散文化的过程,《子虚赋》《上林赋》则是骚体散文化的最大成果。从先秦到汉初,赋的主要体式,还是骚体赋。它篇幅短小,句式较整齐,时常带韵,有“兮”字调。虽然从宋玉开始,为展示事物的外观美,表现手法逐渐散文化;语言形式与楚辞相较也有较大变化,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直至贾谊,骚体的因素保留得还是比较多。又经过一段时间,到枚乘写《七发》时,散文化已经达到了高峰,散文的形式也占了主要地位。但是正如日本学者谷口洋所说:“汉赋的渊源十分复杂,《楚辞》、荀赋,诸子散文、纵横家说辞都有关系。汉赋在这些各种因素融合之上成立,这是文学、 史学家都公认的事实。其实,各个文体拥有各个传统,融合不同的文体而创造新文体并不是简单的事,枚乘既掌握战国论辩技术,又对古楚文学的表现传统造诣很深,可是他的《七发》与其说是这两个不同文体的融合,勿宁说是两个不同传统的并列。”枚乘的《七发》没有完成最后的蜕变,没有登上汉赋的顶峰。而完成这个蜕变 、登上这个顶峰的,乃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

  1、《子虚》《上林》内容概要

  《子虚赋》《上林赋》,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录载时,放在一起,没有标名,因此后来有人把它合在一起,标名《子虚上林赋》,或《天子游猎赋》,也有人将其分开标名《子虚赋》《上林赋》。两赋共3400余字,《子虚赋》1200余字,后人分作8段,《上林赋》2200余字,后人分作15段,除《子虚赋》的首段与《上林赋》的尾段外,全属对话内容。《子虚赋》首段为:

  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使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无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上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这一段交代对话的起因,对话的人物,特别是交代了无是公在坐,关照了两篇赋文。

  第二段到第七段,全部内容为子虚对乌有先生的“可得闻乎”的回答。其中第二段所叙子虚的话,有三个层次:一是子虚首先指出“(齐)王驾车千乘”的田猎规模.齐王“矜而自功”的表现和挑战性的话语;二是子虚对齐王挑战性的话语的初步回答;三是转述齐王再次挑战的话。子虚的这一段叙述,将这一场“斗富显阔摆排场”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齐王的身上,自己又以退为进,为自己的“斗富显阔摆排场”找到了理由,为下面的言论作了铺垫。第三段到第七段,子虚夸楚王苑囿、田猎夸楚王在美女歌舞陪伴之下观猎,登临阳云之台,享受佳肴美味,自认为是得意的“反击”,最后还总结炫耀道:“齐殆不如.”

  第八段,乌有先生先为齐王辩解,再批子虚“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进而大摆齐国之“阔”,千方百计为齐王挽回面子。虽有“讽谏”之意,然而以“奢”批“奢”显然无力。《子虚赋》到此结束。

  《上林赋》首段承《子虚赋》,双接“齐楚之事”,对齐、楚一起批评: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无是公先批评齐和楚,一个“失”,一个“未为得”。接着指出他们“失”“未为得”的根本所在,明确点明两篇赋文的主题,前后两赋自然衔接。

  第二段至第八段,无是公居高临下,向子虚、乌有先生描叙天子上林苑。先说水(含水禽),再说山(含山中的香草)、上林苑的四周(含走兽)、离宫别馆(含名玉宝石)、果木(含园中的猿猴类),一一实叙,最后再概括虚写作结。第九段至第十一段,无是公向子虚、乌有先生讲天子田猎、宴乐。第十二段至第十四段,无是公在强调天子自省之后,特以田猎作比喻,讲天子将按儒家经典行仁义,然后再回到“齐楚之事”,指出其错误行为的严重后果。

  最后一段:“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 见教,谨闻命矣。’”至此,二子心悦诚服,明白错了,与《子虚赋》首段遥相呼应。

  2、《子虚》《上林》特色简说

  《子虚赋》《上林赋》作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具有汉赋的一般特点:第一,假设人物,对话问答。两篇赋中只有三个人物对话。齐王虽然出场,但他的话是子虚 在回答乌有先生的“可得闻乎”的话时转述的。天子的话,是无是公引述的。而三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说得明白:“子虚,虚言也,为楚称(是为称说楚国之美);乌有先生者,乌有其事也,为齐难(是为了替齐王诘难楚国);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是为了阐明天子的道理)。”全文的所有内容都囊括在三人对话之中。

  第二,寓情于事,篇末显志(思想)。《子虚赋》前面的七段话均为寓情于事,重点是写子虚夸述楚王苑囿、田猎、游乐之盛,篇末(第八段)由乌有先生指出子虚言淫乐而显侈靡,最后归结到“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即有托词讽谏之意。《上林赋》第五段以前为“寓情于事”,第六段以后天子自省(茫然而思,似有所失。曰:“此泰奢侈!”)则为“曲终讽谏”。

  第三,铺张其事,纵情罗列。《子虚赋》中写楚王狩猎的场所:“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其土则丹青赭垩……其石则赤玉玫瑰……其东则有蕙圃衡兰……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其西则有涌泉清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说云梦泽的山,连及山上的土、土中的石。说云梦泽东、南 、西、北,写“南”又分“其高燥……其卑湿……”;写西又分“外(水上)……内(水底)……其中(水中)……”;写“北”,先写树林,然后是其上(树上)则有栖息的珍禽,其下(林中)则有奔跑的怪兽。而且记山中之石,又类列美玉名石;说东边之草又类列奇花异草。凡此种种, 四面八方,层层铺叙。

  然而,《子虚赋》,特别是《上林赋》作为汉赋顶峰之作,与汉代其他的大赋比较起来,更有前人没有、后人无法有的艺术上的特点。对于这个特点,近现代的文学史家、评论家们作过多方面的研究。蒋天枢在《汉赋之双轨》中,把司马相如的作品与之前影响最大的枚乘的《七发》,作过比较后认为:“枚乘以各个材料作单元,而相如则融材一炉,淬厉而锻炼之,故乘作有无数中心点,而相如文则沆瀣一气。乘作虽亦铺张,而意则平实,故波澜少;相如则赋以想象力,以浩渺之情思运行其间,故波澜多。无韵之部分虽较乘少,而散文之气息反较乘重。此皆相如才力显著之处,亦其较前人进步之处也。”陶秋英在《汉赋之史的研究》的第三篇第三章“司马相如作品略论”中,把司马相如的作品与之前的枚乘和屈原、宋玉等作品,从五个方面进行比较后指出:一、题材,“到了司马氏来,题材宏博了。并且他用力在题材的四面八方加以解释,加以刻意的描绘,才算有客观的题材,”“所以要以‘赋者铺也’的意义上来说,要司马相如才说得上。”“譬如他写一个‘郑女曼姬’:‘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溪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这样的盛辞在《离骚》至多不过是‘佩缤纷兮繁饰’一语而止。”二 、体制,“因为他所用的题材范围扩大加繁,对于赋的体制,也扩大加繁了。先从体来说,《子虚》《上林》这样长的篇幅,已决不是《楚骚》所能有的。《离骚》的篇幅尽管长,但并没有一个‘篇的组织’。我们把他任何一段,都可以迁移。在《子虚》《上林》,都绝不可能了。《招魂》《大招》虽然较具有篇的组织,但尚不完全;所以还可以大段地迁移。”“从体制来说,屈原赋不大辅写事,不泛引物,不发议论:而这几项却正是相如赋的特色所在。”三、 形式,“相如的赋,把‘兮’字的调子差不多全割掉了,三言四言六言杂用,而四言也特别多,已不是骚派那样整齐的句子。他似乎是尽量地用散文格式写赋。”四、遣辞,“屈原的东西,绝不在字上来造句,在句上来造段、造段节。他只是‘这么样’的写了出来,写了出来。一个字说不明白,要两个字;一句话说不明白,用两句话。”司马相如“会使用种种的方法,使‘丰意含于短语’会用一个字来使一句话有力有姿有情,或者用一句话来振提一段一节。同时他也会用许许多多字,许许多多话,来敷陈一小点意思。”“沈约说‘相如工为形似之言。’刘熙载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瞥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也!’”五、境界风格,“司马相如曾经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这是相如对于赋的见解,也可以说即是他的赋的气慨。”“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也可算知言。大概长卿的天分极高,性情极深,才思极富。渗合这三个条件,算是‘得之于内’(张溥的话)。‘得之于内’,所以其言高致。”而从总的方面,古今评论的特多。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一段话,十分深刻。他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故扬雄以为使孔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班固以为西蜀自相如游宦京师,而文章冠天下。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固皆蜀人也。”他“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鲁迅不仅指出了司马相如大赋(《子虚》《上林》)在体制形式方面的创造,且用“广博宏丽”对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艺术特点作了准确的概括。

  3、《子虚》《上林》阅读举例

  例一,《子虚赋》写侍女歌舞:

  原文:于是郑女曼姬,被(同披)阿(ē)锡(通緆xì),揄纻缟(yú zhú gǎo),杂纤罗,垂雾縠(hú);襞(bì)积褰(qian)绉(zhòu),纡徐委曲,郁桡溪谷。衯衯(fēn)裶裶(fēi),扬袘(yi)恤(xu)削,蜚(fei)纤垂髾(shāo),扶与猗靡(yī mǐ),噏呷(xī xiā)萃(cuì)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 错翡翠之威蕤(wēi ruí),缪(liáo)绕玉绥 (suī)。缥(piāo)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译文:随行的侍女个个漂亮,像郑国的美女,似楚国的邓曼,她们上披轻柔的丝麻衣衫,下曳洁白的素绢长裙,细软的络纹织品饰在衣外,如雾的绉纱衣裙飘在身后;长裙褶皱重叠,线条深曲多姿,摆动起来如山溪水流;衣裙曳地,轻盈飘飘,裙摆扬起,整齐划一,上衣飘带扬扬欲飞,燕尾花饰微微下垂;盘旋而舞,衣裙飞动,萃蔡有声,下落时曼抚奇花异草,上扬时轻拂羽饰车盖,与华丽的翡翠相辉映;与缠玉的偑饰相错杂,飘飘惚惚,宛若神仙下凡。

  写歌舞侍女为游猎助兴,其目的仍然在写楚王之所以傲于齐王者,因为齐王田猎就没有歌舞侍女。这一段一共19句,真可谓出神入化,写了侍女的容貌美、服饰美、舞容美、气质美。其描写细到衣裙质料、 穿着方式、剪裁工艺、服饰样式、佩饰种种,乃至皱褶,舞动时衣裙发出的声音,尤其注重动态之美,盘旋之态、上拂之形、下摩之状、轻盈飘逸之情的细节,细腻之极。先秦辞赋以抒情为主,对客观事物的描写尚未进入其视野,直至汉代尚没有一人能如此穷尽其妙者。

  例二,《上林》赋写水流:

  原文: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浐,出入径渭;酆(feng)鄗(hao)潦(liao)潏(jue),纡(yu)馀委蛇(wei yi),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wu)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yang)莽之野。汩(yu)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陕(xia)之口,触穹石,激堆埼(qi),沸乎暴怒,汹涌滂沸(pai),滭浡(bi bo)滵汩(mi yu),湢(bi)测(ze)泌节(mi jie),横流逆折,转腾潎冽(pie lie),澎濞(pi)沆瀣(hang xie);穹隆云挠(nao),蜿灗(chan)胶戾(lie),逾波趋浥(ya),莅莅(li)下濑(lai),批巗冲壅,奔扬滞沛;临坻(chi)注壑,瀺灂(chan zhuo)霣坠(yun zhui);湛湛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急(yu xi)漂疾,悠远椽怀,寂漻(liao)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灝溔潢漾(hao yao huang yang),安翔徐回。翯(he)乎滈滈(hao),东注大湖,衍溢陂(bei)池。”

  译文:上林苑东边是苍梧胜景,西边有西极之水,丹水流经它的南面,紫渊直往它的北面;从源至终在苑内的,有霸水、浐水,流进流出在苑内的,有泾水、渭水;鄷水、鄗水、潦水、潏水,曲折蜿蜒,盘旋苑中。浩浩荡荡啊,八水分流,相背而去,形态各异。东西南北,纵横交错,奔流往来之势,有如快马飞驰,从椒树满丘的山谷泻出,沿泥沙淤积的洲边流过,直入桂树成园的林中,穿过坦荡无垠的原野。合流之水,好快好大,沿着山湾顺流而下,向险隘的峡口冲去,撞巨石,打沙岸,腾跳暴怒,汹涌澎湃,水大流疾,波追浪逐,“泌节”声声,遇阻横流,逆折而行,“潎冽”炸响,东转西腾,波上翻,浪下滚,“澎濞”声,“沆瀣”声,水起如穹隆的山,水落如低徊的云,东流西转,盘曲绵远,后浪超越前浪,奔流而入深渊,水声“莅莅”,水流湍急,冲岩拍岸,浪花飞溅,流过沙洲,注入沟壑,水声“瀺灂”,缓缓坠落,及至汇成深渊,水声如雷,“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波浪上下翻腾,好似鼎中沸水,水波急驰,白浪跳起,忽而水势急转,悠悠长长,舒徐而去,寂寥无声,静谧安然,流向远方。放眼远望,水面横无涯际,水势徐缓稳健,水色熠熠闪光,小小湖泊湓了,满了,水流进入东方大湖。

  司马相如之前,宋玉《高唐赋》写波涛,有始无终,枚乘《七发》写波涛,只截了“曲江”一段;而《上林赋》写波涛写了江流的全过程。它先写江水“纡馀委蛇”之 态,次写江水“沸乎暴怒”之势 ,后写江水“灏溔潢漾”之状。在整个流程中,它有“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的轻快活泼,它有“触穹石,激堆埼”的雄武豪壮,它有“悠然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的洒脱大度。它写水流,有声、有色、有形、有神,水流完全成了一个有活力、有性格的生命。语言中的长短句 、三字句、四字句,随内容的气韵变化而变化,真是妙不可言。清人胡蕴玉评二赋的妙处说:“浩气内转,精光外溢,譬之长江巨河,大波堆银,细浪喷雪,心骇目 惊,莫可名状,千里一曲,自成波澜。”实为至评。

  例三,《上林赋》写宫殿建筑:

  原文: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chong)坐曲阁,华榱(ci)璧珰(dang),辇(nian)道丽属(li zhu),步櫩(yan)周流,长途中宿。夷嵕(zong)筑堂,垒台增(ceng)成,岩穾(yao)洞房。俯杳眇(yao miao)而不见,仰攀橑(lao)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ta),宛虹拖于楯(shun)轩。青虯(qiu)蚴蟉(you liu)于东箱,象舆婉蝉(chan)于西清,灵圄(yu)燕(yan)于闲馆,偓佺(wo quan)之伦暴于南荣,鳢(li)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磐石裖(zhen)崖,嵚(qin)岩倚倾,嵯峨磼嶫(za ye),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琘(min)玉旁唐,瑸斒(bin ban)文鳞,赤瑕(jia)驳荦(luo),杂臿其间,垂绥(chui sui)琬琰(wan yan),和氏出焉。

  译文:这里天子的行宫别墅,布满山间,跨踞山谷,高廊环绕四周,相互连属,楼房层层叠叠,曲阁相连,屋椽雕绘华丽,瓦珰饰以璧玉。辇道回环,连绵不断,四面走廊,行程遥远。这里铲平高山筑堂,建成重重楼台,山崖幽深隐蔽之地,建有潜通馆楼的暗房。这里俯视深幽不见底,上攀屋檐可扪天,流星穿过宫门,彩虹拖曳栏杆。青龙腾跃于东堂,象舆出现于西厢,仙人灵圉在清幽闲雅的馆舍中安静歇息,仙人偓佺在融融暖和的南檐下懒晒太阳。这里甘泉在青室中汩汩涌出,细水从庭中潺潺流过。磐石修砌的水岸,有的像高岩低倾,有的似高山险峻,犹如工艺刻削,实在超乎寻常。这里特产玫瑰、青碧、琳玉,珊瑚丛生,瑉玉甚多,文采斑斓,鲜亮耀眼,赤玉斑驳,夹杂其间,还有垂绥玉、琬琰玉、和氏璧,闻名遐迩。

  司马相如写天子的“离宫别馆”,他不写室内的细部景象,它取登高望远的角度,注重全景,写高廊、辇道、步櫩所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力显上林苑宫馆建筑的全貌高潮。它不仅用整齐的句子(30余句)青现其整体气势,而且用“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这种高度夸张的手法,突出“夷嵕筑堂,垒台增成”,所建之“离宫别馆”,“危乎高哉”的形象,它把神话“青虯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婵于西清,灵圉燕于闲馆,偓佺之伦暴于南荣”,这类浪漫的神话故事与现实的人造景观融为一体,气韵流动,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更显离宫别馆的宏丽。

  例四,《上林赋》写酒宴游乐。这段文字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写酒宴场面: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轇輵(jiao ge)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ju),《史记》作钜,误。,建翠华之旗,树灵鼍(tuo)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这里除第一句是过渡交代外,下面六个长短不一致的骈句,写“置酒”“张乐”的地方怎样,所用的“钟”“虡”(钟架)怎样,所用的“旗”“鼓”怎样,“奏”的什么曲,“听”的什么歌,进而再写“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情景。这场面之壮丽,设施之神奇,歌舞之浑朴,声势之浩大,真让人感到这一切真是非人间所有。

  第二个层次写酒宴乐舞:

  巴渝(指巴渝舞)宋蔡(指两地音乐),《淮南》《于遮》(皆乐曲名),文成颠(同滇)歌(指两地的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鎗铛 (ken qiang dang ta),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huo)《武》《象》(分别为大舜、汤王、武王、周公时音乐)之乐,阴淫案衍(淫靡放纵,抑扬曲折)之音,鄢郢缤纷(指乐曲舞蹈风格多样),《激楚》《结风》(皆乐曲名),俳优侏儒(表演乐舞杂戏的艺人),狄鞮(di di,传说出善唱者的地方)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作者为显示音乐舞蹈来源(地域)之广泛,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倡者(演员)阵容之齐全,他一一列举,让人明白;乐、舞的来源,涵盖中夷;乐、 舞的内容,时逾古今;乐、舞的风格,有庙堂雅乐,有民间俗乐;乐、舞的演员,有“俳优侏儒,狄鞮之倡”各类,队伍宠大,处处展现出一种应有尽有、多姿多彩的动人情致,内涵丰富。

  第三个层次写酒宴舞女:

  原文: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jing)庄刻饬(chi),便嬛(pan xuan)绰(chuo)约,柔橈嬛嬛,妩媚姌袅(ran niao),抴(ye)独茧之褕袘(yu yi),眇阎易以戌削,媥姺徶屑(pian xian bie xie),与世殊服,芬香沤(ou) ,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砾(di li),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译文:这些人宛若神女和宓妃,个个容貌出众,气质脱俗,装扮艳丽,举止文雅,施粉画黛,鬓发熨贴,轻盈柔缓,苗条修长,姣情妩媚;甩着轻纯薄透的水袖,拖着精致漂亮的衣裙,舞步飘逸,舞裙婆娑,独领风骚,与世无双;芳香四溢,浓郁强烈;牙齿洁白而鲜亮,笑容嫣然而灿烂,蛾眉如黛,细长弯弯,秋水流盼,情意绵绵。顾盼勾魂摄魄,更加迷人倾心。

  作者先用青琴、宓妃作比喻,乐舞女子个个都神女般美丽。接下去写她们的容貌、身段、服饰、体香,以及“皓齿”“宜笑”“长眉”“微睇”(眼神),最后是“色授魂与,心愉于侧”的意态,乐舞女子真乃“绝殊离俗”,个个天仙。其描写何等细密,语言何等绮丽!

  整个宴乐一段,“宴”,只点了一个“酒”字,笔墨全力用在写酒宴的场面,乐舞、舞女。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宏大场面,令人陶醉的广博内容,勾魂摄 魄的舞女,真是“娱耳目”“乐心意”的大美。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吸收消化先秦文学的各种因素,按照自己的写作意图自由地运用,它扩大了赋的体制,增加了赋的容量,它描写宫殿、苑囿等重大题材,表现“天下国家”“天子德行”等重大主题,具有了大赋真正的“大的准则”(熊伟业语)。它把叙述、描写和议论、抒情相结合,韵句和散句相结合,骈句和散句相结合,它把精工细致的描写技巧、夸张繁富的华丽语言、四面八方的铺张方法、层层推进的辩难形式,发挥运用到极致的程度,把大汉宫殿、苑猎森罗万象、气象万千的图景,表现得淋漓尽致。赋文中小波连着大波,波澜起伏,从而形成了雄伟浩大的磅礴气势,浪漫豪迈的时代精神,显示了大汉帝国特有之“巨丽”美。这就是《子虚》《上林》最大的艺术特点。

  三、巨丽雄文 大汉天声

  司马相如标新立异,敢于创新的创作态度,“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创作观念,特别是“他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当作纯粹的审美活动,并自觉地构建着文学创作的技巧手法模式”(邓经武语)。因之日本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教授在《关于司马相如》中指出:司马相如创造出了“纯粹以美感为目标的语言”,“中国文学史的正式开幕应该说在司马相如身上”。中国赋学会会长龚克昌教授亦指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可以说,司马相如就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幕人。司马相如的大赋名世之后,辞赋之士“炳焉蔚然”。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成了后代文宗师法的楷模。他之后汉代的扬雄等一大批赋作家,全部是他的学习者、摹仿者。扬雄这个不轻易服人的才子,一读司马相如的赋,感其“弘丽温雅”,而摩拳擦掌,决心要学他,“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把司马相如的赋当做学习的模式。南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选文极严,独于司马相如取其三赋四文,“心笃好之,沈缅终日,而不能舍也”,爱得走火入魔,成了瘾。唐宋之后,尽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文体之重,但是唐李白在少年时就写诗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本身就有明显的“相如情结”,把司马相如当做他心目中的偶像。宋苏轼表面骂司马相如,可为有史之最,然而苏轼一直以“西汉文辞为宗师”,称司马相如“煌煌三赋,可使赵重”,他父子三人,都把司马相如当做超赶的目标。明代的杨慎、王世贞 、李贽,无一不对相如大赋崇拜有加。前面提到的日本那位文学史家称司马相如的赋“纵横自在,笔端有如云涌峰簇的气概”,感叹“人们称他为赋圣,绝没有溢美,他的赋实在是天籁”。这算是异国的粉丝吧!

  司马相如作为一代文学之宗师,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人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纷纷跃跃欲试,踏进了文学自觉的大门,形成了汉赋创作鼎盛于有汉一代的繁荣局面”,赢得了“人们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赞誉”(刘南平语)。然而对于这位天才的文学大家,对于一个时代之胜的汉大赋,从扬雄开始,贬损之词,即有出现,之后长期纠结于两个问题:一是“歌功颂德”,二是“丽靡之辞”。这两个问题放在司马相如头上,虽然历史并不以为然,但总是一桩冤案,需要加以辨析。

  所谓的“歌功颂德”。司马相如的作品歌颂谁?它歌颂大汉帝国。大汉帝国是中华民族经历了春秋战国分裂战乱之后,又经历了秦王朝暴政统治,由平民创立的一个新的有进步意义的大一统的帝国。大汉帝国废除了秦王朝的苛政峻法,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很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改革。从汉初到汉武帝的七八十年的时间,几代皇帝特别是汉文帝、汉景帝励精图治,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城市繁华,乡村幸福。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记载:“(译文)汉朝建立以来的七十多年中间,国家没有战争,太平无事。只要不遇上水、旱灾害,百姓人人自给,家家富足,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国库也有大量剩余的钱财。京城国库里的钱,累积达到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钱没法计算。国家粮食的谷物年年堆积,粮库堆满了装不下,有些地方只好放在露天坝。大街小巷普通老百姓都养有马,田野中马儿成群。保护母马,不允许骑母马参与聚会。守大门的人有细粮,有大肉吃。在衙门办事的,儿子孙子都长大了,还在做事,当官的就用官名作为自己的姓名和称号。因此人人自爱,遵守国法,人人看重的是做有益于社会的事,鄙弃的是危害社会的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没有诸侯割据,没有战争破坏,东西南北,域内域外,你来我往,交通无阻。这是周代直至秦代长期处于分裂战乱之中的人们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的日子。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蒸蒸日上的社会。《子虚赋》《上林赋》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个统一、安定、富饶、先进、强盛的国家,一个值得歌颂的国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经激动地写道:“汉赋展示大汉帝国,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发达,特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快乐……在赋中无不刻意描写,着意夸扬……它们力图展示的不仍然是这样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么!”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大汉帝国全盛时期管辖的人口约6000万,足可以与罗马帝国相比拟。而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这个新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如果再联系到当时平息不久的吴越七国之乱的历史背景,司马相如大写大汉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充分展示大汉帝国的统一、 强大、文明、昌盛的面貌,扬大汉之天声,正好表现了一个天才作家与国家与人民与时代同声气、同呼吸的应有品格。

  大汉帝国有没有问题呢?有。亦如《史记·平准书》所说:“(译文)在这个时期,法网宽疏而百姓富有,倚仗钱财奢放纵的,甚而兼并土地成为豪强恶党,在乡里独断专行。从皇帝的宗亲到有封地的诸侯和公卿大夫以下,争相比奢侈,房屋、车马、衣服的享受规格擅自破了限制。事物达到鼎盛就会衰败,这是必然变化的规律啊。”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司马迁尚未出生或刚出生的年代,就已经看到并指出了如日中天的大汉帝国正在萌生的另一面。在赋中,他对大汉帝国辉煌的一面热情歌颂,对已经萌生的问题,又作了明确的警示。他通过无是公这个人物的话,对齐、楚及所有诸侯王们的骄奢淫逸进行了谴责。对于汉武帝,则以天子自省的话,“此泰(太)奢侈”,“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我担心后世子孙奢侈享乐,不知节制,便 迷途而不知返。这不是替子孙后代开创王业、垂范皇统的行为呀!”)巧妙地作了警告。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这位天子,不仅自己醒悟,而且立即有所行动。这实际上给了汉武帝刘彻自己“下楼”、革除弊政的主动权。司马相如还为这位天子指出了一个理想世界的理想途径,那就是天子对老百姓必须要讲仁义道德。作为文学家的司马相如,这位“体制内的作家”,他与历史学家司马迁一样,者是伟大的了。而他是司马迁的上一辈人,他是早于司马迁几十年看到了大汉帝国在光辉灿烂的同时,也存在腐败的严重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他更了不得。至于“劝而不止”则不是司马相如的过错,那是汉武帝的罪责了。

  再说,司马相如《子虚赋》是写在客游梁时,《上林赋》是写在汉武帝即位不久之时。他自从做了汉武帝的“高等秘书”以后,再也没有此一类的大赋了。他的《谏猎疏》不仅明确反对打猎,还指出:“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他了《哀秦二世赋》又以史为鉴、以秦二世为反面教员委婉议政,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这可以说已是用黄钟大吕在向汉武帝发出警告了。司马相如不管是歌颂或警告,都是他对汉朝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盛、人民的幸福的希望和感情的强烈表露。

  所谓的“丽靡之辞”。对司马相如的大赋,以“丽靡之辞”评之者最先是扬雄。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有两处写到扬雄对司马相如的赋的态度和观点。第一处:“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第二处:“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扬雄开始对司马相如顶礼膜拜,对其作品“引以为式”当做范本。后来操戈反击,对“极丽靡之辞”大加抨击,认为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心理变态。“汉赋中的丽靡之辞无错,因为在文史哲不分的汉代,这是文学摆脱历史哲学的牵制而被迫表现出来的特点”(龚克昌语)。如果把“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作为一个整体看,还是“弘丽温雅”中的“弘丽”的意思。“弘丽”与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借无是公之口所说的“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一句中的“巨丽”,本质上是一个意义。

  什么叫“巨丽”?龚克昌先生借“高、大、全”说汉赋的铺张扬厉,他说“赋家描绘楼台亭阁、山岭峰峦,总是尽量渲染其高峻;叙写皇宫帝苑,疆域国界,总要铺陈其辽阔广大;赋家笔下的‘草区禽类’”,货物财宝,也无不夸示其品类繁多,应有尽有,十分齐全”。他们追求高大全,但更重要的是追求“蕴藏于其中的雄奇、瑰丽、美妙的风韵和气势”。我以为这完全可以借用来说明“巨丽”的意义。司马相如写上林苑的范,“左苍梧,右西极”,“日出东沼,入于西陂”何等广大;写上林苑的楼台,“弥山跨谷,高廊四注”,筑堂高山,“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何等高峻;写上林苑中珍禽怪兽、秀木嘉果、奇花香草、奇石美玉,种类繁多,样样齐全。就是写江河,也源流齐全,写狩猎,也过程齐全。它不仅显示了天子苑囿之巨,而且显示了天子苑囿之丽。人们进入苑囿,登上高台,欣赏乐舞,犹如进入了神仙世界。这里山峰耸峙,川流奔泻,佳木林生,异卉丛集,珍禽欢舞,怪兽漫步,处处有佳境,在在无常类。这种“巨”而且“丽”就是司马相如追求的真正美。

  司马相如在赋中竭力展示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从总的目的看,是要达到“明天子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归引之节俭”,而同时又是他爱国情结的自然坦露。写上林苑实际上就是要展示一个大一统的大汉帝国。作者用“丽靡之辞”,用“虚辞滥说”各种文学手段塑造的上林苑这一艺术形象,就是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的形象。赋中写上林苑辽阔的境域、壮丽的山水,正是在写居四海之内、纵横数万里的大汉帝国的辽阔的疆域、壮丽的山水;赋中写上林苑奇妙的物种、繁多的物产,正是在写国家富饶、人民富有的大汉帝国的奇妙的物种、繁多的物产;赋中写上林苑离宫别馆建筑的艺术、乐舞美女多彩的服饰,正是在写物质文明飞跃发展的大汉帝国的建筑的艺术、多彩的服饰。赋中即便 是写上林苑天子“校猎”“置 酒”“张乐”,它也同样是在写大汉帝国。当我们读到上林苑中天子“校猎”的描写时“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弓不虚发,应声而倒”,它不正是消灭暴秦、打败项羽、平定吴楚之乱的大一统的大汉帝国军事声威的生动展示吗?当我们读到上林苑天子“置酒昊天之台”“张乐轇輵之宇”的描写时,“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滇歌,族举递奏”,“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这一切“娱耳目而乐心意”的音乐舞蹈及各种技艺表演,它不正是兼容并蓄、繁荣昌盛的大一统的大汉帝国的文化发达的真实写照吗?

  司马相如在大赋中表现出的“巨丽”这种美学思想,它的形成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汉初,刘邦还曾为未央宫建造太豪华而生气。萧何则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刘邦听了萧何的话,才没有怪罪萧何。这件事表现萧何当时已经把建筑的“壮丽”美与大一统的国威联系了起来,他已有“巨丽”这种新的审美思维。不过当时有他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很多。随着大汉帝国政权的稳固、经济的发展,域内域外、四面八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大世界,从而打开了人们奇妙诡谲的想象,激发了人们雄豪自信的精神,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变化;加之事物发展更加繁沓,辞赋以原来的形式反映现实已不可能。“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不要说汉初赋家贾谊抒发孤愤之情的《吊屈原赋》和凭借道家哲学以解脱世事无常之苦的《鵩乌赋》,这样一类抒情骚体,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基础;就是活到汉武帝之初的著名的赋家枚乘所写的第一篇新体散文赋《七发》,也因其写吴客,以七事启发楚太子的总体框架,而无法体现大汉气弘丽雄伟”(李德身语),结果他的《七发》也只能是在传统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加以现代式装饰的工艺品”(谷口洋语)。

  司马相如作为一位“各科会通的百科全书型的大家”(谭继和语),汉代学术精英的代表人物,在汉代文化中他就是一位“参天贰地”的巨人。他正是以其特有的才华和胆识,笼天地于宇内,挫万物于笔端,俯临四海,神驰八极,继承了《楚辞》传统浪漫的表现手法和华丽的文学语言,吸收了诸子百家散文的文学因素、纵横家说辞的铺陈方法,大胆使用文学手段打出了虚构人物的旗帜,从各个方面摆脱了历史和哲学的牵制,让汉大赋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新文体而独立于文坛。他的大赋与枚乘的《七发》相比,他是“吸收而消化先秦文学的各种因素,按照自己的写作意图自由地运用”,从而“创造出了新的统一体”,它“表明汉赋新世界的成立,宣布汉赋新世界的堂堂胜利”(谷口洋语)。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卓越的,他的巨大的卓越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也是不会磨灭的!

  第三讲

  琴挑文君 爱情经典

  中国正史中,唯一的一个情节完整的爱情故事,就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琴挑文君的故事。故事蕴含人性之美,文学性强,它早已走出国门,广为人知。但由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价值取向不同,褒贬不一。因此要充分认识这个故事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它曾经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和起过的重要作用。历史地、公正地、客观地对它作出评价,仍十分需要深入系统研究。

  一、“琴挑文君”的文本解读

  琴挑文君的故事,完整的故事内容仅498字,另有版本“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句,无“成都”二字,仅496字。它的基本事实是,才子司马相如未婚,才女卓文君新寡,相如好琴,文君好音,相如属意文君,文君心悦相如。但一个家有“僮八百人”;富可敌国,另一个“家贫,无以自业。”如果按常规办事文君父亲卓王孙一关通不过,良缘难成。临邛县令王吉与相如是至交好友,愿为冰人,主动帮助相如创造接近文君的机会,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有情人终成眷属。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包括王吉,他们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首先要从《史记》所记录的文本谈起。

  1. 故事的内蕴

  从《史记》所记故事文本知道,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只身回到巴蜀,家贫,既无父母兄弟,义无妻室,英雄无用武之地,处境不佳。老朋友临邛县令王吉知道之后,热情相邀:“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王吉的话应该是给长卿的一封信中的内容,但信的内容绝不只此一句。从下文得知,信中肯定讲了:“我给你物色了个对象,她就是卓文君.希望体尽快到邛崃成个家……”只是这些内容被司马迁有意隐去了。司马相如应邀去到了临邛,住到客馆.但王吉给司马相如物色对象的事,司马迁仍然不着一字。紧跟着记叙的是当事人的具体活动:王吉天天拜访,相如故意不见王吉,而王吉更加恭敬;卓家设宴招待相如,有请在先,可设宴当天,相如却日中不至,卓家派人再请,相如故意不去,直至王吉亲自往迎,方勉强前往;王吉捧琴送上,恭请相如弹琴自娱,相如故意推辞一番.好似不得已才弹了两支曲子。至此以后,方补叙交代:“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直把读者引进一个喜剧性的境界时,才告诉读者:王吉的一切行动是配合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为了相如结婚成家的事。这样写既有写作技术的原因,也受故事本身所制约。

  王吉与相如的一连串活动,为何能如此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他们肯定有一次面对面的”谋划”。从后文得知这个“谋划”主要是针对卓王孙的。具体谋划的时间,从情节看,应该是相如下榻客馆,王吉第一次拜访相如时。就故事前后发生的事实,我们可以对王吉、相如“谋划”的内容和情景作一次推想:

  王吉、相如多年不见,一阵轻松地寒暄叙旧之后.谈及相如的家事,王吉不胜感慨,他首先直截了当地讲了,要成全相如让他与文君结秦晋之好.此时司马相如说:

  “吉兄.只是文君之父这一关,恐怕难以通过。”

  “长卿.你说得对。”王吉立即接过话头说,“卓王孙是我的县民.对他,他的眉毛胡子有多少根,他的脉搏跳动有多少次,我都清楚,他疼爱女儿,但他看重权势,看重钱财,不好打整!”

  相如默默听着。王古继续说道:

  “看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路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相如仍然默默地听着,王吉停了片刻之后继续说道:

  “但要调动我县令的一切‘资源’,施加点压力,让卓王孙听令……我不会这样做,真这样,长卿你也会坚决反对的。这条路也不行!”

  相如默默无语。

  王吉又抬起头望着司马相如,问道:

  “长卿.你有路吗?”

  司马相如笑笑,没有搭腔。

  王吉片刻之后,突然说:

  “有了!有了!”

  相如瞟了王吉一眼,问:

  “哪条路,什么路?”

  王吉神秘地笑着,慢慢地说道:

  “走自主结合之路,长卿,你们自主结合吧!”

  司马相如半笑半认真地反问道 :

  “怎么个自主结合?”

  王吉说:“《诗》有言:‘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相如摇着头摆手说:“不行,不行。王兄,我抱布到何处去贸丝呀!而且那个‘氓’始乱终弃,那怎么行呢?”

  相如说完,两人相视而笑。停了片刻,相如说道:

  “吉兄所言,倒是颇有启发意义。”

  “有启发,怎么个启发呀?”王吉反问。

  相如道:“《诗.关雎》不是还有言:‘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吗?”

  王吉顿时大悟地大笑起来:

  “好哇!好哇!”你这住好琴者,你就来一个‘琴瑟友之’吧,以琴为媒,这是何等文雅的自主结合’!长卿你将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以乐为媒,自主结合’姻缘的经典先例!”

  司马相如只是笑……

  王吉打趣地说:

  “长卿老弟,我知道你心中甜滋滋的呀!好!我当导演,你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有你的聪明才智,我助你演出一场‘琴瑟友之’的好戏呀!”

  司马相如仍然只是笑……

  于是他们二人共同设计了后面的行动

  上面的推想,不是空穴来风,它就是存在的事实。实际上司马迁在“临邛令缪为恭敬”,“相如缪与令相重”两句中用两个“缪”字已经明确点明司马相如、王吉的行动,是经过详细分析、周密考虑之后设计的,这不用讳言。其目的,一是使卓王孙 “上套”,宴请相如;二是为司马相如铺垫造势.制 造“琴挑文君”的机会。

  2. 作者的态度

  如上述,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文君夜亡奔相如”,是对还是错?《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个什么态度呢?

  相如、文君的一系列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司马迁在“文君当垆”这-段文字中已经作了回答,故事写司马相如偕文君回到家中时,家里空荡荡的,唯有四面墙壁,其他什么也没有。但文君没有知难而沮丧。“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酒舍酤酒”,文君当卖酒的老板娘,司马相如白已穿上犊鼻裈,与杂工们-起跑堂,洗涮杯盘。他们清贫自守,乐在其中,活脱脱一对贫贱不改其志的患难夫妻。在故事本来面目的描叙中,即说明司马迁对相如文君的真爱的欣赏和赞美。然而卓王孙得知相如、文君结成姻缘之后,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此时有人劝卓王孙不必如此,卓王孙听不进去。待文君、相如夫妻在家门口卖酒、涤器之时,卓王孙仍然“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态度无私毫改变。卓家的兄弟和长老们,劝导说:你家子女并不多,缺的不是钱,文君已经作了长卿的妻子,长卿目前虽然穷点,他的才能是可靠的。何况长卿还是王县令的贵客呢,你为什么偏偏看不起他呢?卓王孙不得已才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给了嫁时的衣被财物。卓王孙为什么对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如此大怒,甚至想杀她因为司马相如当时太穷。后文中又记载:在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回到成都时,卓王孙又积极巴结司马相如,而且“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嫁司马长卿晚”。卓王孙为什么悔恨女儿没有早点嫁给长卿?因为长卿此时是有权有势的钦差大员。前后对比,判若两人。马迁把卓王孙对女儿的态度以及临邛群众的劝告,乃至谴责的史料,用补叙的手法记了下来,自然揭示了王吉、相如的种种设计,相如、文君的种种行为,完全是在掌握了卓王孙的为人特点之后,采取的行动。司马迁就是要告诉人们:如果说这种谋划是“阴谋”,它是善意的“阴谋”。司马相如正是有了王吉的帮助,有了卓王孙设宴这个平台,才有展示自己,才有用琴艺与卓文君进行心灵交汇的机会,这是一种智慧。卓文君“心有灵犀一点通”,夜亡奔相如是一种勇敢。不如此,相如、文君的爱情,就不可能有喜剧性的结果。司马迁用皮里阳秋的笔法,褒谁贬谁非常清楚。

  而且以乐为媒,用歌追求心爱的人,这是中国古代一种普遍存在的求婚形式。五经中的《诗经》,保存了大量以歌为媒的诗歌,例如《东门之土单》记载一位姑娘与一位小伙,家住很近,小伙太粗心,姑娘早恋着他,他不主动,姑娘爱向小伙唱起了歌:“东门长堤一道,坡上长着茜草,那屋子近在眼前,那人儿可真遥远。栗树挨着东门,小屋齐齐整整,‘怎么不巴望你来?望你来你偏不肯。’”(余冠英泽)这位姑娘以歌为媒,捧出了她对小伙子火一样炽热的爱心。又例如《野有蔓草》记载,一个小伙遇上一个思慕已久的姑娘,姑娘的眼睛长得特别漂亮。小伙一见钟情,他便向姑娘唱起了歌:“野地里有草蔓延,露珠儿颗颗滚圆。有一个漂亮的人儿,水汪汪一双大眼。欢乐地碰到一块,可真是合我心愿。野地里有草蔓延,露珠儿肥肥胖胖。有一个漂亮的人儿,大眼珠清水汪汪。欢乐地碰到一块,我和你一起躲藏。”(余冠英译)这个小伙子以歌为媒,大胆向姑娘表示了他的爱意,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位姑娘你做我的妻子最合我的心愿。还有如《静女》《子衿》《出其东门》等,都是以歌为媒的见证。至今在少数民族中尚有赛歌,就是这种形式的现实存在,如果说以歌为媒是俚俗的求婚形式,而以琴为媒则是文雅的求婚形式。琴乃君子常御之物,文人随身携带,琴艺是文人四大雅好之首。琴,传说是伏羲创造,伏羲在汉代就是婚神,他本身与男女好合有关。古人可以以歌为媒,司马相如为什么不可以以琴传情,以琴为媒?它既传统又高雅,这是婚恋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发展,是汉代婚恋文化的一朵奇葩。司马迁所以才如此重视和肯定它。

  相如、文君的婚姻不是没有爱的婚姻,他们是相恋已久的恋人,他们的结合是天生的一对。故事在相如“以琴挑之”之后,司马迁特用一段话作了交代:“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这段话明白表示相如在去临邛之前,卓文君在“相如以琴心挑之”之前,他们早已经是对方的知情者。卓文君是卓王孙的千金,知音好文的巴蜀才女,眉若远山的巴蜀美女;司马相如是巴蜀才子.一个在皇帝身边当过差的人,是梁孝王十分欣赏的幕宾,《子虚赋》为他赢得声名:他们都是名人。待婚青年寻觅自己的另一半,是人之天性,彼此的信息,都会不胫而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包括卓王孙的信息资料,不见得比王吉少;卓文君对司马相如同样绝不是毫无了解。司马相如应朋友之邀,前往临邛,为什么那般认真,调动自己的一切“资源”,大展风流倜傥、潇洒英俊、文雅帅气的本色,并特意车马随行,显摆过市。(这也证明王吉在信中已明确告知邀他到临邛的主要日的)其目的,一是要将信息传递给卓文君,二是要吸引富人卓王孙的眼球。如果他心中没有卓文君,他会这么认真么?司马迁叙相如的行动表明相如早已暗恋着卓文君;而卓文君呢,她寡居娘家,待嫁闺中,如果她心中没有司马相如,为什么对司马相如到临邛她那么关注?在相如“饮卓氏,弄琴”时,她的表现更不平常,她“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用卓文君的行为和心理,告诉读者,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样,此心与彼心相同。“恐不得当也”,正暗示她为自己的父亲卓王孙必然有的干预,十分担心。她的行为、心理表明她同样早已暗恋着司马相如。他们既是早已暗恋着的一对梦中情人,追求真爱,追求真情,是一种人性美的追求,永远是一种值得人们尊重的纯洁的知己之爱。正是他们这种真正的知己之爱的结合,他们彼此既成就了对方,也成就自己。“有了卓文君的相伴,相如的文学才能才得以充分发挥;有了相如的文学才能和政治建树,卓文君才有凭依而得以青史留名。夫妻二人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如此佳偶,古今难有其匹”(踪凡语)。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记入《司马相如列传》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对这个故事的态度怎样,人们从真实的记叙中,在忍俊不禁的阅读过程中,已经完全可以领略感受司马迁对相如琴挑文君的智慧表现,对卓文君夜亡奔相如的勇敢行动,高度欣赏和肯定。人们把它作为人类文化中爱情文化的经典,当之无愧。

  附:《史记》“琴挑文君”文本原文译文

  故事原文: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夹批:此平日久要之言,谈而有情味,不知史公如何摹得出来。)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夹批:胸中有一段事在。)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夹批:从此以下,悉是相如之谋,直叙得妙。)临邛中多富人(夹批:陡接妙。)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夹批:富人眼热,后觉堕计!)“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夹批:作态本极可厌,以有瑟心一韵事,则涎脸皆佳。)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夹批:富人筵中,岂有韵客?倾者,为令而倾,非为相如而倾也。)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夹批:极意作态,憨韵俱有。)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夹批:倒转前“缪为恭敬”句,可知此番作用,本出相如主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夹批:前既以琴心感文君,又补此句,不过以车骑动富人也。笔极周匝。)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夹批:写文君心曲,妙!)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侍者通殷勤。(夹批:至此即不复用缪态也。)文君夜亡奔相如,(夹批:真乃雄警女子,非可妄訾。)相如乃与驰归。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选自清人姚苎田加了夹批的《史记菁华录》)

  故事译文:梁孝王去世之后,相如回到了巴蜀老家,然而此时他家穷了,没有自己经营的产业。他与临邛县令王吉素来是要好的朋友,王吉说:“长卿,你常年在外行游求官,不称心,就来临邛,我们见见面吧!”于是相如去了临邛,住在临邛的客馆里。临邛县令有意做得十分礼道,天天都到客馆去拜拜访相如。相如开初还以礼相见,后来便声称自己身体不适,让他的随从谢绝王吉拜访。王埋更加谨慎恭敬,照样天天都去。(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惊动了临邛城。)临邛大富豪很多,最富的是经营铁矿的老板卓王孙,他家有奴仆八百人;另一个是程郑,他家也有奴仆好几百。他俩便商量说:“县令来了贵客,我们得办酒食请他。”(卓王孙是当地老大,他首先备办酒食请相如),同时请了县令。酒宴那天,王县令到场时,卓家的客人已有好几百。司马相如却没有到,等到中午,请司马长卿的人回报说,长卿身体不适,不能前来。临邛县令未敢先动筷子开席,亲自到客馆去迎请相如,相如做出不得已的样子,勉强到了卓家。相如一到场,满座的人都为他的风度而喝采。饮酒到酣畅快意时,临邛县令捧着一张琴上前说:“卑职听说长卿甚好琴艺,希望能弹一两曲自娱自乐。”相如推谢一番后,弹奏了一两支曲子。当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文君,刚刚死了丈夫,她爱好音乐。司马相如表面与县令客客气气,互相敬重,实际是借琴声表达自己对文君的爱意。而相如前往临邛时,车骑随行,举止大方,十分帅气,文君已经知道。此时相如在卓家赴宴、弹琴,文君又暗里从门缝中瞧见了相如的言行举止,心中高兴,已经喜欢上司马相如了。不过她又担心:我恐怕没有与他相匹配的机会哟!琴声停止,司马相如就让他的随从,给卓文君的丫头送了一份不薄的小费,让他代为传达自己殷殷的情意。当天夜里,文君就离家私奔相如,相如与文君星夜赶着车马离开临邛回到了成都,他的往处——家。然而,这个家空荡荡的,唯有四面墙壁,什么也没有。卓王孙知道后,气得不得了,说:我这女儿太不成材,杀了她,我又不忍心;但我不得给他一分钱”尽管有人劝卓王孙,卓王孙始终没有原谅女儿。过了一段时时间,文君心中也焦虑起来,她说:“长卿,不如同我一起到临邛,向兄弟们借点钱,渡过难关,我们何至于让自己受苦到这种程度!”于是相如与文君一起前往临邛,将自己的好马好东全部卖了,购置了一 店,让文君坐在酒垆前当老板娘卖酒。相如自己穿上犊鼻裤,与杂工们一起跑堂,洗涮杯盘。卓王孙听说后,好似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一般,闭门不出。卓家的兄弟和长老们喊着卓王孙说:“你现在只有一儿两女,你缺少的不是钱财。现在文君已经作了司马相如的妻子了,长卿是厌倦了行游求官的生活才回到巴蜀的,虽然贫穷,但他的才能是可靠的,何况他又是王县令的贵客,为什么你偏偏看不起他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分给了文君奴仆百人,钱一百万,同时给了她出嫁应该给的嫁妆和财物。卓文君便与司马相如再回到成都,买田宅,成了富裕人家。

  二、“琴挑文君”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对琴挑文君的故事是很看重的。他为什么看重?它的价值何在?首先,《司马相如列传》取材于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尽管司马迁作了必要的省易,但其基本材料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琴挑文君的故事就是当年相如、文君在临邛爆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传奇色彩极浓,类似小说,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不到500字,情节选宕起伏,妙趣横生,内蕴极丰富。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非常之人”(司马相如语)的性格,十分突出。司马相如,当他认准卓文君是自己心中的佳偶之后.他敢于设局,以“琴心挑之”,他敢于“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敢于“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洒”,敢于“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终于在爱情上获得了成功,先有了他一生中两大幸事(“上有汉武帝的宠信,下有卓文君的情爱”)之一,有了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他的行为突出地显示了他这位才气横溢、雍容潇洒、当过景帝的郎官,做过梁王的门客,经过历练、受过波折、智慧中有狡谲,勇敢中有斯文、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司马相如语),以至于“众人惧也”(《索隐)引张揖语)的“非常之人”的个性特点。卓文君,当其意识到自己的所爱,一定会遭到父亲的反对时,她敢于抛弃千金小姐的一切,“夜亡奔相如”,敢于市中“当垆卖酒”,做老板娘,无怨无悔,一个“雄警女子”(姚苎田语)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让人惊叹!而王吉、卓父,或一两个动作,或一两句话语,鲜明的形象,亦栩栩如生。故事既是奇事,又有奇人,因此长期来,它一直是诗歌、小说、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仅以戏曲而论,据统计,现存剧目竟达50个,“没有任何种历史上的题材可与相比”(吴祖光语)。由于它的文学性很强,文学价值很大,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杨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看重琴挑文君的故事,绝不仅仅是“爱奇”,作为历史学家,他更看重的主要是它的历史价值。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中国,尽管桎梏人性的封建礼教尚未全面形成,明确写着“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即:再嫁)之文”等规范妇女行为的《女诫》尚未产生,但是封建社会已经成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社会的规矩,早已存在。当时的时代正是封建礼教逐渐向系统、细密的方向发展的时代,董仲舒躬身践行的“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日日在渗透。自主婚姻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性越来越受到压抑。青年男女因家庭财富及其他因素,而难以与意中人结合的事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遭遇,绝不会是个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相如文君的故事,表明封建礼教与反封建礼教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学贯古今、精通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的思想家司马迁,他本身具有先觉的睿智,他记下这样的史料,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当代追求爱情幸福的男女勇士树丰碑,为后代追求爱情幸福的男女众生指迷津。实际上是对民主意识的呼唤,对一切反抗封建礼教、争取自由婚姻的男女的一种鼓励。在反对包办婚姻、争取自由婚姻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史记》问世之后,在历史的发展中,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日益突显,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广大的文人学士用各种形式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历史上第一个对琴挑文君故事持肯定态度的是东汉撰修《汉书》的史学家班固。班固经历丰富,可能他已经亲眼见到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他既没有受他妹妹班昭所著的《女诫》的影响,也没有理睬汉明帝刘庄针对琴挑文君的故事批评过司马相如。在《汉书》中全文仍然照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原文中“琴挑文君”的内容,一字未加改易。《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极受后人的重视,这应该看作是《史记》之后、最早对琴挑文君故事价值的重视和认定。

  东汉未年汉献帝刘协以《汉书》文字太繁,令历史学家荀悦仿左氏传作《汉纪》,它实际是《汉书》的缩写本,此书用词简约,但在《孝武皇帝纪》中竟用了300余字介绍司马相如的生平和文学作品,并摘录了《谏猎书》一段,而讲“琴挑文君”的故事,却用了70余字:

  初,家贫,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孙置酒请令,并请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孙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与俱归成都。后家贫,夫妻酤酒临邛。卓王孙耻之,杜门不出,后不得已,乃厚分财物遗文君。

  荀悦在叙述故事时,特别强调了相如“善鼓琴”,文君“好音”。荀悦是专门为皇帝写的《汉纪》,在极有限的文字中,也舍不得去掉这个爱情故事,为什么?是作反面教员?不是。从前面的文字叙述中可看到,文中无任何贬损之词。这充分说明,他是非常看重故事的历史价值和在当时的意义的。

  汉以后听魏晋南北朝,文人学士正欣赏、肯定“琴挑文君”之事者,首推魏晋之际的嵇康。嵇康是鲁迅十分赞赏的一位思想新颖、力抗顽俗的著名作家。他的《圣贤高士传》将司马相如与老子、庄子等古代圣人一并列入传中,既有传,又有赞: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初为郎,事景帝。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邹阳等。相如说之,因病免,游梁。后过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归成都。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炉,相如著犊鼻裈,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尝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其家。

  其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传文119字,相如文君故事竟占了53字,而赞语中把相如琴挑文君和“犊鼻居市”作为赞语内容的第一,加以肯定和颂扬。比起前面的《汉书》与《汉纪》两本史书讲,它是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司马相如其人其事的态度。此时,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早已发生,作为“越名教”的嵇康是一定了解这个悲剧的。另一位便是南朝陈代的祖孙登,他的《赋得司马相如》一诗对相如的行为、才华极力赞美:“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寻,当垆应酤酒,讬意且弹琴。《上林》能作赋,《长门》得赐金。唯当有汉主,知怀封禅心。”这首诗八句,有四句是称颂相如琴挑文君之事的。

  唐代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激发了众多名士的吟咏之情。

  曾作过邓王府典签的卢照邻,邓王比之相如,曾任新都尉,他的《琴台诗》感慨万端:“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槚春。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寞鸣莺处,空伤游子情。”他用“云”拟作“作赋客”的司马相如,把“月”比为“听琴人”的卓文君,用情意浓浓的美诗,歌颂相如文君的浪漫爱情,传达了他向往的情思。

  陈子良这位相如县县令,他的已收录入《全唐文》的《祭司马长卿文》写道:

  惟君夙敏,雅调雍容 。含章挺生,慕蔺斯在。题桥去蜀,杖策入关。终倦梁园之游,还悦临邛之客。杨意为之延誉,王孙以之开筵。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金门待制,深嗟武骑之轻,长门赐全,方验雕龙之重。及乎茂陵谢病,游岱无归,空留封禅之书,遂感宸衷之悼。是知声名籍甚,绝后空前,厥迹犹存,余芳无泯。

  “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这是多少人艳羡的美事。陈子良用深沉的语言,表达了又称颂又艳羡的感情。

  诗圣杜一甫的“琴台”诗,应是写琴挑文君诗之最著名的: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琴中传情,酒肆甘苦,是相如文君爱情故事中最为美妙动人、缠绵哀婉的情节,杜甫拈出此二事以表现他们爱情的忠贞,正是点到了最精妙之处。诗中首联“茂陵”二句,对相如文君爱情的赞美,古人评之为“千古情种,风流佳话,尽此二语”。尾联“归凤”二句,与首联相应,是将古与今对比后而发出的感慨:相如、文君那样的美满爱情,现在很少有了啊!杜甫的怀思,算是对“琴挑文君”给了一个百分之二百的高分,对故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商隐是古代著名的爱情诗人,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常常牵动他的诗情,“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寄蜀客》)卡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送崔珏往西川》)充满了对相如、文君的怀念赞美之情。

  宋代肯定称颂相如文君之事者,相对少,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一诗,显得很突出:

  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手弹南风琴,心调东邻女。杂身庸保中,初不忌笑侮。大者固已立,下此皆可补。三赋争日星,一书起今古。其余不自秘,辄为人所取。何当尽见之,真是文章祖 。凛然千载下,英气犹可睹。儿曹尔何知,杯酒那可污。故台已丘墟,胜绝谁敢据。我来访遗迹,低回不忍去。诗成欲叫君,云车隔烟雾。

  邵博是邵雍之孙,曾在西充任过职,后又在嘉州、成都做过官,这首诗在吟咏“琴挑文君”故事诗中是动了真情的。

  其他,宋祁《司马相如琴台》:“故台千古恨,犹对旧家山。半夜鸾凰去,他年驷马还。死忧封禅晚,生爱茂陵闲。惟有飘飘气,仍存天地间。”陆游《长卿琴台》:“归凤求凰又一时,琴台遗址草离离。彩毫有赋留金马,绿绮多情结翠眉。武帝祠前云影散,浣花溪外酒帘垂。无端封禅留遗恨,玉检尘埋此共悲。”晏几道《题司马长卿》:“犊鼻生涯一酒垆,当年嗤笑欲何如?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理学思想纵横左右的宋代对能有这么多粉丝,懂得琴挑文君故事的价值也足够了。

  明清两代有大量文士用诗赋欣赏、 赞颂琴挑文君的故事:

  如汤显祖诗:“相如美词赋,气侠殊缤纷。汶山凤凰下,琴心谁独闻?阳昌与成都,贵贱岂足分?子虚乃同时,飘然气凌云。卧托文园终,不受世訾氛。清晖缅难竟,遗书《封禅文》。知音偶一时,千载为欣欣。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汤显祖诗文集》第二十)

  如岳钟琪诗:“少城西去有琴台,地僻台空径草莱。绛节未驰驷马返,丝桐先引凤凰来。岂知涤器当垆日,已识临轩献赋才。流水高山今绝响,伊人千古尚徘徊。”(《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如陈一沺诗:“琴台秋老木芙蓉,落落铜官第一峰。偏有女儿识名士,人生那不到临邛。”(国朝全蜀诗抄)

  但更多的是直接在文章中肯定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其言论、认识,让人耳目一新。

  明代的“非常之人”思想家李贽,他在《词学·儒臣·司马相如》中指出:

  方相如之客临邛也。临邛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皆财倾东南之产,而目不识一丁,令虽奏琴,空自鼓也,谁知琴心?其陪列宾席者,衣冠济楚,亦何伟也。空自见金,而不见人,但见相如之贫,不见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谁能听之 ?然则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乎!斗筲之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负也!

  封建统治为迫害李贽,曾把这一条作为李贽的罪状之一。

  明人冯梦龙《情史·卓文君》后有按语,说:

  妻者,齐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后为齐。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是妇是夫,千秋佳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今之蓬州,唐谓之相如县,迄今有相如祠。相如之取重后代若此,彼风流放诞者得乎哉!……文君以身殉相如,相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诔,已足千古。

  明人谭友夏评《紫玉歌》时说:“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读《紫玉歌》,益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

  清人姚苎田在《史记菁华录》中说:

  以相如之才,且又令客,车骑雍容,亦久为富人所瞩目,则以令为蹇修,文君不患不归相如矣!而乃必挑以琴心,奔于亡命,何哉?盖相如、文君,千古之佳俪也,使以令为媒,以势相合,以利相随,则亦贾儿贩妇之常径耳,何以见两人之自具锦心,自留青眼乎?彼挑此奔,所以明此段风流绝不缘势利作合耳………史公娓娓写之,固欲传奇耳,岂以著其丑哉!

  清末王闿运大概是在了解到更多受害女子的事例后有感而写,他在《湘绮楼日记》中说:“司马良史而载奔女,何以垂教?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直言这是为受迫害的女性指出的一条生路!这也正是史公所述相如文君故事历史价值之所在!

  三、“琴挑文君”的另类遭遇

  古代中国到东汉,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日益成熟,班昭所著的压抑人性、残虐妇女的《女诫》颁发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日益完善。“琴挑文君”的故事所体现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观念,与封建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观念是不相容的,它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封建统治者和受封建思想文化熏染的文人学士的否定、抵制、批判。这是“琴挑文君”必然会遇到的另类遭遇。

  司马迁离世100余年以后,汉明帝刘庄在永平十七年,宣谕班固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文选》卷四十八《典引序》)他用“污行无节”批相如琴挑文君,为批判司马相如开了个坏头。

  魏晋之际,阮籍赋猕猴说““耽嗜欲而盼视兮,有长卿之妍姿”(陈伯君《阮籍集校注》)把猕猴比司马相如,转弯抹角骂相如“琴挑文君”是“嗜欲”,不伦不类。阮籍立足玄学,主张还人清静自然,把人的一切正当追求都说成“嗜欲”,是明显错误的。

  南北朝时代南朝梁刘勰说:“相如窃赀而受金,杨雄嗜酒而少算。”把相如与杨雄等多位文士放在一起,笼统地贬斥为“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下位也”(《文心雕龙·程器》)。北朝北齐颜之推教训子北说:“屈原露才扬已,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相如窃赀无操……”把古往今来的文人,连屈原也在内,一锅熬,贬为“轻薄”(《颜氏家训集解》卷四)。

  唐代司马贞评司马相如说“相如放诞,窃赀卓氏”(《史记·索隐·司马相如列传·述赞》)。李舟说:“相如薄于贞操,有涤器受金之累”。(《全唐文·独孤常州集序》卷四百四十三)崔道融在诗中称“错把黄金买词赋,相如自是薄情人。”(《万首唐人绝句·长门怨》)。

  宋代以后,儒学发展为压制、禁锢人性自由的理学,对“琴挑文君”的批判对相如、文君的批判、漫骂,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一些人抛开《史记》所记的史实,对琴挑文君的故事,作了完全歪曲的解读。司马相如就因为“琴挑文君”,他的一切行为,在他们眼中都是罪恶,连为他们说公道话的人,也罪该万死。

  苏轼说:“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索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李樗说:“司马相如为陈皇后尝作《长门赋》……及其惑于嬖妾,而文君又有《白头吟》之叹,躬自蹈之好色之事,其惑于人者如此。”黄壎说:“及其惑于嬖妾,文君又有《白头翁》之叹。风俗之坏,至此极矣。”(《毛诗李黄集解》卷五)

  吴子良说:“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盗文君者乎,此可以发千载之一笑。”(《荆溪林下偶谈》卷三)

  乐雷发诗说:“狗监无端荐薄情,鹴裘犊鼻帝乡尘,当时最有文君恨,不识长门买赋人。”(《雪矶丛稿》卷四)

  魏庆之说:“司马相如窃妻涤器,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诗人玉屑》卷十二《溪》)

  黄震称:“相如文人无行。”(《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古今纪要》卷四十六)

  元代淘宗仪称:司马相如为“名教罪人”。(《南村辍耕录》卷九)

  清代,彭而述称:“文君一事,司马相如得意事也,亦司马子长得意笔也。方其文君新寡,琴心相挑,重赐侍者通殷勤,至于私奔而去,家徒四壁,乃自著犊鼻裈涤器,文君当垆,文人无行至此,可谓寡廉鲜耻矣!而相如为之,此其意在于利文君财耳。及其尽得文君之衣被财物,称为富人。富人矣,而后蜀人杨德意乃得以《子虚》之赋上闻,则此非无故也。安知不以重赐侍者之术再施之于狗监哉?”(《读史亭文集·史评上》卷十六)

  从东汉到清代,对琴挑文君故事的批判、贬斥、谩骂的言论,大抵如此。这些言论都有所在时代文化思想的烙印以及各人的思想乃至个人的心理特征,言论各不相同,出发点也不尽一致,但思想本质一样,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维护封建礼教,为封建礼教呐喊助威,他们当然看不到琴挑文君故事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他们骂司马相如是“污行无节”,是“放诞”,是“薄于贞操”,是“文人无行”,是“寡廉鲜耻”,是“名教罪人”,一句话就是没有按封建礼教的规矩办事,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封建礼教的罪人。其具体罪名主要有“窃赀”“窃妻”“好色”“薄情”。

  “窃赀”一词发明者是扬雄,不过他在“解潮”中用“窃赀”一词并无贬的意味。他是说:他本人没有蔺相如、商山四皓、公孙弘、霍去病、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的好运气,他们都遇到了明君、遇到了机会,得到了荣耀、地位 、好处,他自己运气不好,没有捡到粑货。他用的是一种“不正亦不邪”的语调,完全是自我解嘲,实质是幽默、调侃而已。“窃资”一词完全作为贬斥,是之后一个又一个借用这个词语的人,一个沿袭一个,最后完全变成一个侮辱性的字眼。什么叫“窃”,古往今来都是清楚的,是指未经他人许可,偷偷地将其财物据为已有。琴挑文君故事,情节清楚,明明是卓王孙在亲属长老的劝说下,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而且也是按汉代法律规定把卓文君应得的财产,分配给卓文君的。再说相如、文君结合之后,宁可清贫自守,也未依法向家庭提出任何财产要求,刺激老父亲。司马相如何曾三更半夜、飞檐走壁偷了卓王孙的钱财呢?按使用这个词的人的逻辑,卓文君必须嫁一个像卓王孙一样富有的人家。找不到这样的人家,卓王孙只有让卓文君老死闺中,寂寞终身!否则,他嫁的丈夫都是“窃赀”。“窃妻”一词是苏轼首创,他之后,宋代多人沿袭形成了一个批判斥骂司马相如的高峰。“窃妻”就是偷老婆,四川俗话,有说男人“偷老婆”、说女人“偷男人”的话,但都是指已婚男、女“婚外情”的不正当行为。对于处于待婚状态之相如、文君的婚恋行为,与“窃”字有何干系?牛头不对马嘴。按创用者的观点,无非是说卓文君是卓王孙之女,如何处置,是卓王孙的权利。没经卓王孙同意,就是窃。这倒也难怪,在理学思想泛滥的宋代,统治者以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文人,从来没有把女人当人看待,只不过当成一件物品而已。这是他们的固有眼光,毫不奇怪。至于“好色”“薄情”,这个词的制造者,其依据是《西京杂记》所说两条:一是“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二是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于是就给相如造出了“好色”和“薄情”两顶帽子。青年男女结婚成家,共同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亚圣孟子说:“食色性也。”人生来就有这两种欲望,这是维持现在生命,延续未来生命的必然。相如、文君相爱,把相如说成好色,那天下之人都是好色之徒了。而且《西京杂记》本小说家言,是杜撰编派出来的,《史记》所记,并无此事。纳妾之事,连杜撰者也是“将要”,而不是现实。即便如《两亲杂记》所说,相如读了文君的《白头吟》,立即去掉了纳妾想法,这正是他们情深爱重的表现。而且,相如住在茂陵已是人生的最后之年,他重病缠身,就是有这个想法、做法,也不过是给文君找个陪伴而已;何况是杜撰的故事呢!批判者抓着稻草当金条。用他们的话说:真是“大可笑”。至于彭而述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认为杨得意“以《子虚》之赋上闻”,也是相如“再施”“重赐侍者之术”,向杨得意给了小费之故。真是异想天开!

  上述种种,毫不奇怪。在封建社会,琴挑文君的故事,长期成为封建的包办婚姻与民主的自主婚姻两种文化碰撞的交接点,越往后它们的碰撞就越激烈。一些人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指责、谩骂,实际上就是对争取民主的自主婚姻的指责和谩骂。不管他们出自何种原因,自觉不自觉,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筑起一道防护民主意识觉醒的防洪堤。但是防是防不了的!随着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被打垮,被摧毁,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正面的解读得到了公认。“五四”运动以后,很多反封建、争民主的勇士,不仅用文章,也用行动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批判。鲁迅、许广平的行为就是实例。郭沫若在上世纪50年代就指出:“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实是千秋佳话。”泼在相如、文君身上的污泥浊水早已得到了清除,恢复了相如、文君本来的光彩!

  奇怪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竟有声言“研究《史记》四十余年”的专家,突然发现三种“古典文献”“扬雄的《解潮》”“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史记》《汉书》中找到三个字(两“缪”一“为”)的新意。什么“新意”?实际上是拾封建卫道士的牙慧。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新,用大量污秽的语言对司马相如、卓文君两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极高地位的文化名人进行恶骂(如卓文君“不知廉耻”,司马相如“卑劣、无耻、劫色、劫财,涉兼包二奶”等),低级庸俗,大演闹剧,把学术讲坛变作了推销自己商品的商场。看似奇怪,并不奇怪,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吸引粉丝们的眼球,为了那50万册“著作”的出卖,为了那白花花的一大堆银子,为了“名利双收”。除此之外,在其眼中、心中还有什么呢?什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什么社会效益,都一钱不值。其行为早已引起了公众及学人的不满。刘南平在《司马相如考释》中指出:“打开电脑,进入当今二十一世纪有关司马相如链接,那些充斥在网页之上,极不健康,充满低级趣味、距离文献、文本真相十万八千里,毫不负责的内容,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化之悲哀。某些当代中国人如此亵渎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不能不说是他们的耻辱。”

  按理说,今天,人性的解放,人性的诉求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公认,已没有产生封建礼教卫道士的土壤了,突然从一个没有清除的污水坑中冒出的一个,只能是一个另类,无伤大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相如、 文君的爱情故事,这朵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中的绝无仅有的艳丽奇葩,具有永恒意义,将永放光辉!司马相如、卓文君,永远是人们心中的情圣!

  第四讲

  通“西南夷”,功业千秋

  司马相如是一位文学天才,在文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又是一位政治天才,是大汉王朝的政治功臣。

  一、司马相如的理想是在政治上建功立业

  司马相如小时候,就是一个爱文爱武的“书剑少年”,希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父母百般钟爱,特给他取名“犬子”。入学之后,眼界扩大,因为他的祖先来自赵国,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成了蔺相中的铁杆追星族,蔺相如成了少年司马相如心中的政治偶像。

  蔺相如是个什么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具体而生动的记叙。

  蔺相如,赵国人,原本是赵惠文王的宦者令(宦官长)缪(miao)贤的家臣,出身寒门,地位低微。然而他两次出使秦国,立了大功。第一次出使,是赵惠文王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用十五座城邑换取和氏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等商议,想给,怕秦国的城邑拿不到手,被欺骗白白丢了和氏璧;想不给,又怕秦军来攻打。主意没有拿定,想找一个能派到秦国去交涉的使者,也没能找到。宦官长缪贤说:“我的家臣蔺相如可以出使。”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犯罪,私人准备逃亡到燕国去。我的家臣蔺相如劝止我说:‘您凭什么知道燕王会接纳你呢?’我告诉他说:‘我曾随从大王和燕王在边境上会见,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意与我结交,做朋友。所以我想前云。’蔺相如对我说:‘那时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您被赵王宠爱,所以燕王想要与您结交。如今您是从赵国逃跑到燕国去,燕国害怕赵国,这种形势,燕王必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袒露上体,伏在刑具上,向君王请罪,也许侥幸可以免死了。’我听从了他的计策,大王也开恩赦免了我。我私下认为这个人是个勇士,有智有谋,应该可以出使。”于是赵王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换取我的宝璧,可不可以给他?”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赵王说:“秦王拿去了我的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蔺相如说:“秦国用城邑换宝璧,赵国不答应,理亏在赵国。赵国给了宝璧,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理亏在秦国。权衡这两个对策,宁可答应它,让秦国为理亏担负责任。”赵王说:“谁可以出使呢?”蔺相如说:“大王果真没有人,我愿意捧着宝璧出使秦国。城邑归了赵国,宝璧就留在秦国;城邑不归赵国,我保证把宝璧完完整整拿回赵国。”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捧着和氏璧到秦国去。秦王坐在章台上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捧出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十分高兴,把和氏璧递给妃嫔和侍从人员观赏,左右侍从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王没有诚意补偿城邑给赵国,就走上前说:“这块璧上有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和氏璧交给他,蔺相如便拿着和氏璧,后退几步站定,靠在殿柱,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都说:‘秦国贪婪,倚仗自己的强盛,想用空话骗取宝璧。补偿我们的城邑,恐怕拿不到手。’不打算把璧给秦国。我认为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还不肯相互欺骗,何况堂堂大国呢!而且因为一块璧的缘故,惹得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不应该。因此赵王就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这块璧,他在朝堂上拜呈国书。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表示敬意呀!今天我来到贵国,大王只在列观见我,礼节非常简慢;拿到璧后,又传示妃嫔,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诚意补偿城邑给赵王,所以我又收回了这块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现在我的头就跟这块璧一起粉碎在殿柱下了!”蔺相如握着和氏璧,斜视殿柱,正想撞击殿柱。秦王怕他撞破和氏璧,就连忙道歉,再三请求不要撞碎和氏璧,并召来管图籍的官员拿地图,指着说,从这里起到那里止的十五座城邑,划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只不过是假装要给赵国城邑,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就对秦王说:“这块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玉啊!赵王害怕,不敢不奉献。赵王送出璧的时候,曾经斋戒严了五天,现在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堂上设九宾大典接见,我才敢献上璧。”秦王估量此事,终竟不能用强力夺取,就答应斋戒五日,安置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预料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一定不会履行诺言,不肯补偿城邑,便让他的随从穿着粗布衣,怀揣和氏璧,从小路逃走,把它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就在朝堂上设九宾大礼,正式延请蔺相如。蔺相如一到朝堂,就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多个国君,不曾有切实信守盟约的。我确实怕被大王欺骗而辜负赵王,所以派人拿着和氏璧回去,已经从小路到达赵国了。不过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派一个使臣到赵国,赵国立刻派我捧着璧来了。如果凭着秦国这样强大,先割让十五座城邑给赵国,赵国难道敢留下璧而得罪大王吗?我知道欺骗大王的罪应该处死,我愿意下汤锅,受烹煮之刑。只是希望大王与群臣仔细计议这件事。”秦王与大臣们面面相觑,发出惊呼的声音。侍从人员有的准备把蔺相如拉下去,秦王趁机说:“今天杀了蔺相如,终究不能得到和氏璧,反而断绝了秦、赵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如照旧优厚地款待他,让他回赵国,赵王哪会因为一块璧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呢!”最后秦王在朝堂上按礼接见蔺相如,完成接见典礼之后,让他回国去了。蔺相如回国后,赵王认为他任务完成得漂亮,出使能不受辱于别国,使命蔺相如当了上大夫。这就是有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

  第二次出使,秦王想与赵王在西河外的渑池会面。赵王害怕秦国,打算不去。廉颇、蔺相如都认为应该去。赵王同意了。蔺相如陪同前往。秦王与赵王在渑池会见。秦王喝酒喝到得意之时说:“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琴吧!”赵王弹起了琴。秦国御史走上前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跟赵王一起喝酒,命令赵王弹琴。”蔺相如亦走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给秦王献上盆缻,互相娱乐。”秦王发怒,不答应。蔺相如捧着缻走上前,并下跪请秦王。秦王不肯鼔缻。蔺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蔺相如我请求把颈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的左右侍从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着双眼,严厉呵斥,侍从们尽都退散。秦王无奈,就为他敲了一下缻。蔺相如回头招呼赵国御史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缻。”秦国的大臣们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给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说:“请用秦国的咸阳城为赵王祝寿。”一直到酒宴结束,秦王始终没有占到便宜。这同样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叫“渑池会”。蔺相如以超人的勇气和智慧,不用一兵一卒,战胜了狡诈而贪婪的秦王,又立了大功。赵王使命蔺相如为上卿,官居“以勇气闻名于诸侯”的廉颇之上。

  第一次出使,蔺相如当了上大夫。廉颇没意见;第二次蔺相如升任为上卿,而且位居廉颇之上,廉颇心里不服了。廉颇说:“我身为赵国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只不过凭口头有点功劳,职位竟在我之上。他原是个地位微贱的人,做他的下级,我感到羞耻,我不能忍受!”并扬言说:“我要碰见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到这个话之后,每次朝会都借口有病,不跟廉颇争位次。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了廉颇,他连忙掉转头回避。此时蔺相如的家臣们一起向他进言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投靠你,是仰慕你崇高的节义啊。如今你和廉颇同朝为官,廉将军公开口出恶言。可您畏惧躲避他,害怕得太过分了。连普通人都感到羞耻,何况您身为将相的人呢!我等没有才能,请允许告辞,让我们离开吧!”蔺相如再三劝阻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一个更厉害?”家臣们回答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又说:“秦国那样的威严,我蔺相如竟敢在秦国的朝堂上大声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我虽然愚笨无能,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由于有我们两人在呢。如果两只老虎互相争斗,势必不能都生存。我这样做的缘故,是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把私人的仇怨放在后面。”廉颇闻知蔺相如这番话后,就袒裸着肩膀,背上荆条,由宾客引领到蔺相如家里请罪。他说“我这个浅薄微贱的人,不了解将军胸怀竟有这般宽阔。”于是两人和好,从此结成了至死不渝的朋友。

  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充分展示了蔺相如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智慧、勇气。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蔺相如的为人赞许道:“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颜师古在《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中“慕蔺相如之为人”后,注释说:“蔺相如,六国时赵人也,义而有勇,故追慕之。”今人刘南平、班秀萍阐释说,蔺相如“面对廉颇气度狭小的辱没,他‘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因此,蔺相如之智,非萧墙之内明争暗斗的阴谋伎俩,而是对外‘使不辱于诸侯’,对内忍让负重,力求将相之和,君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深谋远虑、治国谋略,是可歌可泣的智慧。故而,尽管同是为君国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蔺相如则非一般的狭义之勇、猛士之勇,而是大智若愚之勇,海阔天高之勇,任何胁迫折辱都奈何不得之勇。”

  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这一细节告诉后人,司马相如在少年之时,就不是等闲之辈,他立志要像蔺相如那样,以文臣的大智大勇建功立业于当朝,就有远大的理想,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大事。

  司马相如第一次入长安,此时已是青年,他做武骑常侍,侍奉皇帝刘启于左右。作为平民家庭的子弟,也算是一个衣食不愁的美差。但这个差事,也就是在皇帝身边跑跑腿而已。如果长期留在刘启身边,他要找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没有,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基本上是不可能。他瞅准了梁孝王朝觐的机会,跟随梁王到梁国的睢阳,希望有所作为。可结果走上了汉赋创作的道路,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超越前人,成了划时代的文学家。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少年时代就已萌发的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子虚赋》《上林赋》中,借无是公之口,提出了当时的一个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明天子之义,正诸侯之礼”,反对“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在赋中他虚构的三个人物、三个场面,实际上是他展示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为自己的一叔扩求创造的一个艺术外壳,表明当时应“扬国家之威,止诸侯之争,明‘大一统’之义,绝不能让统一的大汉帝国因诸侯纷争、贪于淫乐而化为‘子虚乌有’,落得被天下人指斥为‘无是’的可耻下场”。在赋中他还借笔下的“天子”之口,指出了游猎之乐“大奢侈”,危及大一统国家的存在。表示要罢游猎,要实施一系列以民为本的政策。并宣示了根本制度革新的办法。最后他把“修六经、兴礼乐、施教化”比哈为游猎,深情地描绘了天子“游于六艺之圃,驰骛于仁义之途”,从而形成的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公平、人人道德高尚、天子恩德高于三皇、功绩超过五帝的理想之国。这既是封建帝王的最高理想,也是孔圣以来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希求。其思想境界,在当时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尽管司马相如作赋之时,还只是一个普通文士,一个不名之人,可他高远的政治理想和浓浓的政治情怀,对儒家礼乐制度、经典要义的谙熟程度 ,对“修六经、 兴礼乐、施教化”的认识,则是朝廷的高官重臣、政治明星尚未达到、尚不具有的。

  但是,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热情、抱负、才华,也只有在他的赋作中去展现,他没有机会。他一生中能够像蔺相如 那样为国家在政治上建功立来的机会太少了,也就是在汉朝通“西南夷”中,他两次出使巴蜀。两次出使巴蜀,他成功处理了多重矛盾的复杂问题,完成了皇帝也就是国家给予他的重要使命,实现了他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理想。又正是他这两次出使的杰出表现,最好地彰显了他政治家的眼光、政治家的勇气 、政治家的智慧、 政治家的才干、政治家的情怀。

  二、汉王朝通“西南夷”在政治上是“万代推功”

  西汉进入极盛的汉武帝时,在今天中国的西南地区,做了一件大事,完成了在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初步设立郡县的历史大业”(《四川通史》),这就是历史上讲的通“西南夷”。什么叫“西南夷”?“西南夷”是《史记》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的土著部族的总称。它主要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馬尨白马等大小不同的几十上百个部族。夜郎,主要分布在今贵州省的西部、北部以及云南东北、四川南部与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滇,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东部滇池附近地区;邛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东南地区;巂即越巂,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地区;昆明,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部、北部地区;徙,主要分布在今四川雅安北部地区;筰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南地区;冉、馬尨,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茂汶一带;白马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武都一带。这里属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他们中除夜郎、滇、邛都、白马属于定居的农耕部落外,徙、筰都、冉、馬尨属于半农半牧的部落,而巂、昆明纯属于游牧部族。由于地理条件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他们之间文化习俗也有差异。农耕的部族有城邑、聚落,有君长,半农半牧的部族也有个君长;纯游牧部族,居无常处,连君长也没有。对这些部族,司马迁说“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巴蜀西南边徼外的一些部族。他们都处于封闭状态,各自为政,通“西南夷”就是要打通巴蜀以西以南部族所在地方的道路,实质上就是对西南土著部族地方进行开发,在那里设置郡县进行管理。

  通“西南夷”的历史是比较早的。楚威王时,派了楚庄王的后代、将军庄蹻率兵沿长江而上,攻占了巴和黔中以西的地方,到了滇池。滇池地方纵横三百里,周围 都是平地,肥沃富饶,有几千里。他凭借军队的威势,让当地的部落安定了下来,并使其归楚国管辖。当庄蹻正要回报楚王时,秦国攻破了楚国占有的巴地和黔中地方,道路阻塞,无法通行。庄蹻只好返回滇池,占领了滇部落所在的地方。进而改变楚国的服饰,随从当地风俗,成了当地的君王。秦灭六国之后,亦曾派常頞开通了到“南夷”的“五尺道”,名义上也设置了地方官。十几年后,秦朝灭亡,直到汉朝建立,中央政府长期未派人前往管理理,仍把巴蜀地方原来的边界当做边界。巴郡、蜀郡等地的百姓中,有的人趁此暗中走出边界做买卖,用巴蜀地方的物产换取筰马、僰僮和牦牛,巴郡、蜀郡地方人口增加,生活富裕,得到了繁荣发展。

  汉朝初年,国力尚弱,加之北方匈奴的威胁,自然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形势发生变化,通“西南夷”,开发西南部族地区的事,重新提了出来。《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中,详细地记述了提出的原委和过程。

  建元六年(前135)今福建地方的闽越王郢,擅自用兵攻打今广东地方的南越王赵胡。皇帝刘彻派大行令王恢前往讨伐,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杀了哥哥,并派使者将郢的头颅献给王恢以谢罪。王恢兵不血刃,问题即已解决,他趁军事威势,派了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将出兵闽越战况晓谕南越,以委婉警告这个异姓王国。在南越招待唐蒙时,唐蒙吃到一种蜀郡产的枸酱,唐蒙不知所出,顺便问了枸酱是从何处得来。南越人说:“是从西北的牂柯江运来的。”还说:“牂柯江宽有好几里,一直流到番阳城下。”唐蒙暗暗高兴。回报王恢后,他到了京城长安。在长安他询问了蜀郡在长安的商人,得知枸酱只有蜀郡才出产,而且当地有很多人常常暗地偷运出关,拿到夜郎去卖。夜郎这地方靠着牂柯江,牂柯江江面宽,行般可到达南越。南越企图用财物让夜郎归属,其影响力,往西已达到了同师地方;但毕竟不能像对待臣下之国一样调遣他们。唐蒙根据这些情况上书皇帝刘彻,他说:“南越王乘坐黄屋左纛的车子(皇帝才能坐的车),管辖的土地东西有一万多里,表面上是大汉的藩国外臣,实际上是一州的独立君王。如今到南越 ,从长沙、豫章前往,水路多数不通,难以前行。臣下听说夜郎的精兵集聚起来可能有十多万,乘船从牂柯江而下,乘其不备,控制南越,这是好办法。今以大汉的强大,巴郡、蜀郡的富饶,打通到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是很容易的。”刘彻要实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开发“西南夷”,本是他已经心定的国策,唐蒙的报告正合刘彻的心意。刘彻同意了唐蒙的报告,赓即授唐蒙为郎中将(有说应为中郎将)。唐蒙率领一千人,还有搬运粮食辎重的一万多人,从巴郡符县(今合江)的符关(《史记》称为筰关)进入夜郎。唐蒙给夜郎侯多同很优厚的赏赐,给他讲汉王朝的强大和恩德,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任县令。夜郎附近的小国都贪爱汉朝的丝织品,心想通往汉朝的道路艰险,汉朝终究无法占有自己的地方,也接受了唐蒙拟定的盟约。唐蒙立马回报朝廷,朝廷很快在夜郎设置了犍为郡。继后唐蒙又继续征发巴郡、蜀郡的兵卒修整道路,从僰道直修往牂柯江。

  唐蒙求功太切,操之过急,过多调用巴蜀地方的人力、财力,赶进度,赶任务;而且错误地动用了军兴法,杀了僰道的头领,引起了巴蜀父老的惊恐,征发的人中有的逃跑,有的自杀,震动了朝野。皇帝刘彻知道后,大约在元光五年(前130)春夏之间,派司马相如前往巴蜀,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司马相如胸有成竹,回到巴蜀,通过调查发布了文告,向巴蜀官民宣示了皇帝指派唐蒙通“西南夷”的目的意义,指出了唐蒙的失误,说服、安抚了百姓,安定了巴蜀。这是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

  司马相如返回长安之后向皇帝刘彻作了报告。当时唐蒙已经打通了到夜郎 的道路,他趋势还想打通“西南夷”其他地方的道路。由于唐蒙之前的失误,朝廷内外对于继续推进通“西南夷”的事,以公孙弘为代表的朝中官员和巴蜀父老,多有言其继续推行无利。但是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和汉朝来往,得到了很多赏赐,大多想做汉朝的臣民,请求在他们那里设置官吏,希望和“南夷”一样。面对不同的意见,皇帝刘彻特意询问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邛、筰、冉、馬尨等地靠近蜀郡,道路也容易贯通。秦时曾经有来往,并设置过郡县。汉兴之后,没有派官员去,停止了来往。现在重新开通,设置郡县,比‘南夷’更容易,价值更大。”刘彻认为司马相如的意见很好,立即任人马相如为中郎将,让他“持节出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乘坐着四匹马拉的“传”车前往,通过巴蜀两郡的官吏带上钱币 、物品与西“夷”打交道。他们一行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及其下属都到成都郊界迎接,县令背着弓弩在前面引路,蜀郡人都引以为荣。卓王孙和邛崃的父老,凭关系找到门下相如献上牛洒,用以结好,卓王孙长吁短叹,认为自己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便分给女儿很多财产,与分给儿子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很快说服了西“夷”诸部落,邛、筰、冉、馬尨、斯榆的君长都请求给汉朝当臣仆。司马相如按照处理“南夷”的办法,在西夷设置了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蜀郡管辖,拆除了旧时的边关,重新以西边的沫水(青衣江)、若水(雅砻江)为边界,南边以牂柯江作为边界,从而打能字零关道,在孙水上架桥,把邛筰地区连接了起来。他在完成任务复命之前,还针对蜀长老、朝中大臣的言论,写了《难蜀父老》文。司马相如回朝报告皇帝刘彻,刘彻十分高兴。这是第二次出使,时间大约在元光六年(前129)春到元朔元年(前128)之间。

  之后,因为北方有与匈奴战事的困扰,在元朔三年(前126),一直反对通“西南夷”的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后来还当了宰相),又以“专力事匈奴”为由,要求停止通“西南夷”。皇帝刘彻只好暂时同意了“罢西南夷”,只在南夷夜郎设置两个县和一个都尉,并让犍为郡治所往靠近蜀郡的方向后移。但是通“西南夷”是大势所趋。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回来,说他在大夏(阿富汗北部地区)见到了蜀地出产的细布和邛崃山出产的竹杖,询问当地人,得知是从东南身毒(印度)国运去的;还听说邛崃山西边大约走两千里路就是身毒国。张骞还大力宣传,大夏在汉朝的西南边,仰慕中国,担心匈奴阻隔他们和中国的通路。如果能开通巴蜀以南的通道,取道身毒国往本西域,既方便 ,路又近,对汉朝有利无害。刘彻听了张骞的话,立即任命曾随同司马相如出使的王然于、吕越人,以及柏始昌等,打探近路,从“西南夷”的西边出发,寻找身毒国,再一次开始了通“西南夷”的进程。虽经曲折,到元封二年(前109),“西南夷”地方全部设置为汉朝的七个建制郡。这便是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全过程。

  通“西南夷”最早提出的是唐蒙,唐蒙把打通夜郎道作为控制南越国的一条奇妙的计策,报告了皇帝刘彻。因为汉朝东南边两个异姓王国,身为“藩臣”,或向外侵伐周边,或内部争夺王位,是两个不大听中央政令的王国。再一次提出的是张骞,张骞是出于打破匈奴对汉朝通西域的阻碍和干扰,为解除北疆边患而提出的。尽管通“西南夷”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巴蜀四郡在人力、物力方面的负担,巴蜀人民作出了牺牲;加之唐蒙自作主张、不讲策略,更给巴蜀人民造成了一定的痛苦。但从大局利益讲,它是正确的;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看,它更是千秋大业,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行动。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不仅沟通了汉王朝与西南众多部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放大的大融合,解除了西南边患,巩固了汉王朝大一统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开拓了又一条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这条路线是由古蜀(四川成都)往滇(云南)、骠(缅甸),通往身毒(印度)的交通要道。它大大“加强了大汉王朝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大汉王朝吸纳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化和大汉王朝向东西各国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多了一条渠道,从而“使东西方经济文化在大汉王朝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吴明贤语)。正如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西南夷列传·述赞》中说的:“西南外徼……异俗殊风……及置郡县,万代推功!”

  三、司马相如是汉王朝通“西南夷”第一功臣

  司马贞说得好,通“西南夷”是“万代推功”。这个“万代推功”的决策者是汉武帝,其发端者、支持者则有唐蒙、张骞、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柏始昌等等。汉代通“西南夷”的整个历史是一出大戏。然而这出大戏幕前幕后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司马相如。

  为通“西南夷”,汉武帝两次派司马相如前往处理复杂棘手的困难问题,执行通“西南夷”的重要任务。

  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巴蜀,《史记》作了如下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司马迁清楚地说明,唐蒙作为使臣,前往巴蜀,打通西僰中到夜郎 的通道时,没有完全按皇上刘彻的意愿办事,把一桩好事办砸了,弄得巴蜀的 老百姓惊惶恐惧,不得安宁。这不仅关系到整个通“西南夷”的大局,而且影响汉武帝北征匈奴、南控两越,实现大汉帝国大一统的雄图大业。唐蒙惹下的乱子,汉武帝不能不伤脑筋。同时通“西南夷”虽然是唐蒙提出,唐蒙只不过是碰巧言中刘彻心怀。要开发大汉帝国西南部族地区,应是刘彻早已心定。这个问题他必须处理好,绝不能让通“西南夷”的事泡汤,让自己的声威受损,影响自己的大业。然而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好似早已作了决定一般,连考虑也没有,就派了司马相如去,他为什么这般相信他呢?这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刘彻熟读过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他深知司马相如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司马相如是大汉大一统坚定的支持者。司马相如是他实现大一统宏图的知音。第二,司马相如生于巴郡安汉,后又长期居住于成都临邛,卓家的奴仆都是来自周边的“西南夷”。他对“西南夷”的情况了如指掌,“南夷”“西夷”的划分,是他第一次提出。可以肯定地说,刘彻了解的“西南夷”的情况主要来自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刘彻通“西南夷”的天然顾问。正由于刘彻对司马相如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政治才能以及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解,在他眼中,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能耐,远胜于朝中其他政要、大臣。所以刘彻在得知巴蜀出了乱子之后,才如此迅速作出反应,决定派司马相如去处理。

  但是对司马相如来说,他此行,承担着变失败为成功的责任,要纠正唐蒙和有司的擅自行为,要维护大汉皇帝的声威,要安抚巴蜀民众,又要推进通“西南夷”的大业,任务艰巨,矛盾错综复杂。司马相如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效果如何,司马迁一字未记,只全文录载了司马相如到巴蜀时发布的《喻巴蜀檄》一篇代表中央政府写给巴蜀民众的文告,也可以算作一封公开信。

  由于司马相如深谙皇帝刘彻的内心世界,文告首先从大汉帝国大一统的全局出发,站在“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的高度,大讲刘彻即位以后“北征匈奴”“移师东指”“右吊番禺”的圣明决策,汉军的无敌雄威。随即由“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一语,道出皇帝遣中郎将“往宾之”的目的,指出中郎将“发军兴制”、郡“擅为转粟运输”的做法,均非皇帝本意,被征发的人“亡逃”和“自贼杀”的行为,亦不是尽“人臣之节”;然后正面大写全国各地“边郡之士”的爱国行动,他们只要边境有事,一个个“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汉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接着三个反问:他们难道是喜欢死而厌恶生?他们难道不是编列户口的大汉的老百姓?他们与巴蜀地方的老百姓难道不是同一个大汉天子?不,是他们具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的品格,“乐尽人臣之道”的缘故。进而再写:他们“急国家之难”的结果得到了封赏,得到了好名声,得到了好待遇;而且“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也正因为这样,贤人君子,即使“肝脑途中原,膏液润野草”,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啊!至此,再将巴蜀被征发的人与之对比:现在有的人只是充当运送钱币的役夫去“南夷”,结果有的自杀,有的逃亡被杀,死了也没得一个好名声,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人,父母亲因之受辱,遭天下人耻笑。这与那些爱国者相比较,其度量、胸襟差得太远了!下面,文告再回笔写:不过这不完全是被征发者的罪过,之前父兄没教好、表率没做好,也有责任;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廉耻,为国尽忠的风气还不浓厚,这是必然的结果!最后指出:皇上明察秋毫对使者和官员的做法担忧,对不懂国事的老百姓痛心,才派信使前来晓谕告知。

  皇帝派使者的本意是去赏“为善者”,“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是为了奉送钱帛,保卫使者不发生意外。反复强调皇上通“西南夷”的正确性,维护皇上的尊严。对于“使者”(即唐蒙,文告中未点名),仅指出其“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并未深责,避免了把唐蒙所积极推行的通“西南夷”的大业一风刮倒。对两郡有司,只指出他们所做的没请示中央。对三老孝悌亦仅指出他们没有教育好子弟,仅工作没做好而已。文告重点在正面宣传,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使者、官吏点到为止,开导百姓,如拉家常,入情入理,语重心长。文告从化解矛盾入手,迅速解除了“使者”“有司”“行者”的包袱,安抚了百姓,问题迎刃而解。由于司马相如把握了问题的本质,他举重若轻,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难题,一篇喻巴蜀的文告就平稳妥贴地解决了。

  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记述司马相如第一出使完成使命的结果状况,但有两点说明这一次出使的结果是很完美的。第一是皇帝满意。如果皇帝不满意,不可能第二次再派他出使。而且第二次官阶是中郎将,是“持节”出使,同时派了副使三人陪同。第二是巴蜀的官员、百姓满意。司马相如第二出全史至蜀时,“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如果他们不满意,怎么可能有这般隆重的欢迎场面和这种喜悦的心态产生?司马迁把褒扬藏在笔端,告诉后人:司马相如在第一次出使巴蜀初试牛刀,就充分显出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了不起的政治家,贡献非同一般。

  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与第一次相较,第一次仅是处理唐蒙通“南夷”在巴蜀地区造成的麻烦,把麻烦解决了就是高手。而第二次是到巴蜀去直接指挥通“西夷”的具体任务。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出使前的背景,包括蜀长老及大臣的观点、邛筰君长的态度、司马相如的观点;出使的过程,包括司马相如的职权、随同官员、通“西夷”的政策措施,以及司马相如至蜀时,官员迎接的状况,迎接民众的反应;通的结果,包括“邛、筰、冉、馬尨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的积极态度、边关扩展的情况、道路畅通的状况、 皇帝刘彻的满意度,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记载。去前,反对者的意见几乎占上风,连皇帝刘彻也不敢贸然决定,司马相如的一番言论之后,刘彻方才拍板决定通“西夷”。而此行前往并无大军随行,只是由副使首先领先蜀地的官员,用蜀地钱物做赏赐,用和抚的办法宾服西“夷”,结果西“夷”之君全部臣服汉朝。蜀地的边界南移至牂柯江,西移至沫水、若水,直到邛都。返回报告,“天子大悦”。可以说司马迁是用准确的事实、精彩的史笔记述了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精彩行程、精彩结果,从而肯定了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重大历史功绩。

  司马迁在记述完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整个过程之后,又特意载录了他即将返回京城之前发表的《难蜀父老》,意义更非一般。“难”是就某种言论设词,然后诘难的文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难蜀父老》呢?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藉以蜀父老为辞,而自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这段文字说明,在司马相如本次出使之时,不仅“蜀长老”不少人说通“西南夷”没用,而且有的大臣也持这种观点。这个大臣的代表就是公孙弘。公孙弘在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巴蜀“责唐蒙”之后,也受皇帝刘彻之命到巴蜀视察。但他返京后“盛毁‘西南夷’无用”,极力说通“西南夷”的坏话。不过“上不听”,皇上没有听公孙弘的话,特意征询从巴蜀归来的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向皇帝刘彻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西夷”可通。皇帝刘彻当即表态,认为司马相如的意见很好,便授命司马相如“建节往使”。在那种特定的场合,司马相如没有冒昧再讲述一番通“西南夷”的大道理。但是公孙弘在皇帝的心目 中有分量,皇帝受公孙弘左右,重新作出决策不是没有可能。司马相如对此是有足够的认识的。因此在他胜利完成任务,“东乡还报,至于蜀都”这样绝妙的时间,写文章“藉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即借“父老”拜见“使者”发难,批评“使者”,“使者”诘难“父老”,对“父老”进行反批评。用这样一个蕴含政治智慧的方法,深入驳斥反对通“西南夷”的错误言论,阐述大汉王朝通“西南夷”的正确性、必然性,把自己的看法委婉地告诉皇帝刘彻,让刘彻不仅下定通“西南夷”的决心,还要坚定通“西南夷”的信心,不能受蜀父老,特别是公孙弘等言论的干扰,以尽早完成这一历史伟业;同时宣传自己出使的意图,让百姓知道天子的本意。因此题中的蜀父老(“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实是当时朝廷内外反对通“西南夷”者的一个代名词,“使者”不仅是司马相如、也是当时支持通“西南夷”的人的一个代名词。

  《难蜀父老》中的蜀父老对使者提出了怎样的批评?第一,“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无绝而已。”(“听说天子对待落后的部落,其常理是笼络控制不断绝关系就罢了。”)第二,“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现在劳烦三个郡的百姓,开辟通往夜郎的路,至今已经三年,然而事犹未成,不仅士卒劳苦不堪,百姓无力负担。现在又接着开发西边部落地方,老百姓已经没有负担能力,恐怕不能完成这一事业,这也是使者的麻烦,我们私下为您担忧。”)第三,“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再说邛、筰、西僰等部落与中国并存,时间很久,已不知有多少年了。仁德的君王不用广施恩德的办法招徕他们,强势的君王不凭武力兼并他们。恐怕就是因为开发那里是办不到的事啊!”)第四,“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现在损害大汉百姓的利益,干让夷狄部落归附的事,把大汉依靠的百姓弄得疲困不堪,去干没有效用的事。”)他们的第一、三点是以“天子”和“仁者”“德者”对待“夷狄”对待邛、筰、西僰的“成规”说事,本质上是指开发“西南夷”违背了汉“天子”“仁者”“德者”对待“夷狄”、对待邛、筰、西僰的即定成规。第二、四两点是就开发南夷本身说事,认为“功未竟”,“士卒劳顿,万民不赡”,开发西夷弄得“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是劳而无功,劳民伤财。他们讲起来条条是道,不仅“为民请命”,“念天子大业”,而且有对“使者”的善意警告。一条一条咄咄逼人,颇具有挑战的意味。但这些理由在使者——司马相如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gou)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他先以“乌谓此邪?”(怎么能这么说呢?)一语抹开蜀父老的发难。然后指出蜀父老的核心是祖先的“原则”,“成规”不能变。司马相如抓住这一核心问题,以巴蜀变服变俗的历史进行反诘。穿衣服,中原人是向右开,巴蜀人过去是向左开,现在变了,也向右开。你们这样说,不是要蜀不变服、巴不变俗吗?你们是要中断与大汉的关系吗?是要回到蛮荒的时候去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句话即驳倒了蜀父母的不变论,而且包含了一连串意味深长的反问。紧接着提出正面的观点:“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因为“非常”,所以普通人就感到怪异,刚开始不理解,甚至感到惊恐;当其完全成功之时,天下就自然高兴,安然无事了。观点提出后,用众人皆知的大禹治水创大业立大功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普通的规律。意思深刻而明确,高屋建瓴,蜀父老已无语可对了。但驳倒对方的观点不是目的,目的是正面论述通“西南夷”的道理以讽谏天子,宣传自己的想法,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接着司马相如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通“西南夷”的正确性。

  一、通“西南夷”,是胸怀天下的圣君的责任。因为圣君登上皇位,不会只盯着琐碎小事,为人局促,拘泥于成规,受制于流俗,因循守旧,取悦当世,人云亦云;他一定会有崇高的理想,卓越的见识,创大业,立皇统,为万世兴规,留下好的体制和制度;他辛苦奔波,勤奋思索,是要做一个胸襟开阔、兼容并包、建立大德、“参天贰地”的人。《诗经》讲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圣明的君主,天地之内,八方之外,都能享受到他的恩泽的滋润。如查还有地方没有受到他的恩泽的滋润,他会觉得是耻辱。

  二、通“西南夷”,是苦难不堪的夷区的渴盼。现在国境之内,汉文化影响所及地方的百姓,都获得了幸福。然而“夷狄殊俗之国,辽接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大汉的教化尚未推行到那里,在那里流风遗俗的影响还相当微弱。接纳他们称臣,一些人不遵守礼仪,不接受教化,搞乱了边境地方;不接纳他们称臣,一些人更加横行无理,赶跑、危害他们的头领,一切秩序都被打乱,那里的父兄无辜被害,幼童孤儿成为奴隶,被捆绑、拘囚,哭天喊地。他们面朝中国,心生埋怨:中国实行仁政,德惠多,恩泽广,人们各得其所,如今怎么偏偏撇下我们不管呢?他们踮起脚尖,翘首仰慕大汉,好像久旱的枯苗渴望雨水。那情景连心肠刚戻的人都为之落泪,何况圣明之君,他怎能不管呢?因此北边出师讨伐“强胡”,南边派人警告“劲越”。四面为大汉的仁德所感化,“西南夷”各部族的头头,像鱼群仰头迎向流水一样,期盼得到封号。

  三、通“西南夷”是继“周氏之绝业”的天子之“急务”。在沫水、若水设关口,以牂柯为边界,凿通零关道,在利水上游架桥,就是开创实施道德敬化的坦途,垂范仁义礼乐的传统,目的是将浩荡的皇恩广施博洒,使边远地方的百姓,得到朝廷的安抚和永久的治理,让疏阔僻远的地区不被闭塞,让混沌蒙昧的部族不再黑暗,从而“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一本作禔)福,不亦康乎?”——让这里没有兵甲之患,让那里没有诛杀讨伐之忧,让离朝廷远的近的皆融为一体,让大汉王国和部落地区的人民同享安宁幸福,岂不是更加康乐吗?拯救深水之 中的百姓,崇奉至尊天子的美德,扭转衰世败落,继承周代已经断绝的事业,这才是当今天子的当务之急。百姓虽然因此而辛劳,通“西南夷”的事也不能停止!这是当今天子成就三皇五帝事业的大好事;可是观者没有看到美盛之所在,听者没有听出弦外之佳音。这就像鹪明鸟已经飞向天空,捕猎者却还在死盯着沼泽洼地。通“西南夷”怎能算无用呢?

  最后蜀父老彻底认输了!口服心服了!

  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特意全文录载《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这是很有深意的。因为它们都是通“西南夷”重要的历史文献,尤其《难蜀父老》内涵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司马相如用这种形式,准确地巧妙地讲出了汉武帝实现大汉统一、经营边陲四“夷”的雄心壮志,同时对开发“西南夷”的理由、目的、意义、措施作了明确的阐述,对“短痛”与“长安”的关系作了客观的分析,为开发“西南夷”奠定了坚实的政策理论基础,在理论上为后来的通“西南夷”扫清了障碍。如果说《喻巴蜀檄》是解决通“西南夷”的一个突发的复杂事件的一篇宣传文告,而《难蜀父老》则是解决朝廷内外主张和反对通“西南夷”两者之间的矛盾分歧的一篇高水平的策论。矛盾不解决,激化了,不仅通“西南夷”办不了,且正如蜀父老所言,“亦使者之累也”,还可以有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洞察一切的司马相如,对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分歧,他当然十分清楚。但解决这个矛盾的时间,他没有放在出使受命之时,而将其放在完成任务之后,这是选准了时间。他以蜀父老为靶子,用“难”这种形式,把反对派诸多言论均网罗其中,逐一加以驳斥。在驳斥中,同时把通“西南夷”的可行性,从理论上、事实上全面系统地进行透辟的阐析,这是选对了方式。而由此,避免了在皇帝面前的廷争激辩。这正是司马相如处理政治问题的技巧和智慧。有人说司马相如“无才”“非将相器也”。然而汉武帝时有多少将相又有如此重大的建树?有多少“将相器也”的人,在雄才而残暴的汉武帝面前,能如司马相如一样得到善终?但司马相如知进知退,成就了这样一桩大事业。在这个问题上,身为宰相的公孙弘无法与他比政治眼光;他的前任“使者”唐蒙无法与他比政治才干和政治智慧。我们有理由说:司马相如是具有卓越的政治眼光、卓越的政治才干、卓越的政治智慧的大政治家,司马迁所以特意把《司马相如列传》放在《西南夷列传》之后,而不是放在其他列传之后,正因为司马相如是汉代开创通“西南夷”的“万代推功”的头等功臣。

  但是通“西南夷”从公孙弘开始就有人反对。不同的声音时高时低,延续了一两千年。在“短痛”与“长安”的问题面前,有的人只是计较着“短痛”而忽略“长安”,长期以来把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当做污点,时有指责,以宋代为最。连大文学家苏轼也没能摆脱这个时代的局限和偏激。他把司马相如一生按他的观点编排在一起,进行谩骂,他说: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这倒不奇怪,苏轼他没有司马相如那样的穿透时空的政治眼光,他拘泥一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看不到通“西南夷”这样的政治行动于国于民的跨时代的重大意义。不过有一点他看对了。尽管通“西南夷”,司马相如不是首倡者 、决策者,首倡者前有唐蒙、后有张骞,决策者是汉武帝;苏轼不骂他们,而专捡司马相如骂,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是看准了司马相如在通“西南夷”中的特殊作用。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司马相如才是“冉筰更开千里道,华夷从此一家如”(清·杨燮诗)的大功臣,才是“万代推功”的大功臣。

  后 记

  1984年,我奉命主编蓬安县志,在研究蓬安县的历史沿革时发现,蓬安从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分安汉县地设县后,有将近900年的时间称“相如县”,直到明洪武四年(1471)相如县省并入蓬州直辖,民国二年(1913)改州为县,方称蓬安县。蓬安始建县时,为什么称相如县?旧志称司马相如在蓬安是“流寓”,既是“流寓”,为什么这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祠堂?为什么这里有相如故宅二处?为什么这里有远比成都更多更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蓬安与司马相如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他“流寓”之地,还是他的故里所在?我乃一介中师教员,对司马相如的认识,原也就只是中国文学史上讲的那点内容。为了弄清上述一联串的问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蓬安 、南充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与西华师大(原四川师范学院)历史文学两系的一些老师们,同省内外的有关专家一道,从历史地理的典籍中,从历代文人的诗文和司马相如的著作中,从四川通志、成都府志、 顺庆府志以及蓬安、南充、营山、仪陇、南部、阆中的县志中,从古今地名大辞典中,爬罗剔抉,寻找历史根据,在蓬安、 高坪、营山、南部等地实地考察,访问故老,追踪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从各个方面、多学科、多角度研讨、探索,辩伪存真。应该说,上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相如故里在蓬安”亦已是不争的史实。

  然而在我们提出、研究的过程中,在相如故里蓬安、南充,却时有人说:“你们费那么大的力气,争相如故里,有什么用处?”有人说:“司马相如是个不要脸的东西!”甚至有人称他是“嫖客”。由于研究司马相如故里,对司马相如的一生有一些了解,十余年的探索过程,对司马相如有了感情,面对上面的言论,我不胜感慨。在中国历史上司马相如就是一位有过巨大贡献和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而他们竟如此亵渎这样一位文化伟人。这是为什么,原因何在?我想这一方面的原因,是有人脱离《史记》文本,公开践踏历史,借助权威媒体对司马相如进行歪曲宣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历史地全面地介绍宣传司马相如的读物太少。从相如故里来说,明代相如县省并了,司马相如的祠堂在清末民初毁坏了,原有的司马相如故宅不存在了,传说为司马相如手植的两株古柏——相如柏被砍掉了,洗墨池、弹琴台、卓剑水、舞剑台见不着了,大量的地名消失了,琴台村的光圣寺也拆毁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全部没有了,见过相如祠堂、相如琴台,熟悉老地名、老故事的历史老人,绝大多数已去世了。相如故里年轻一代的人们,自然对司马相如陌生了,不知道了。一句话,有关司马相如文化在这里已经断裂。

  感慨之余,一种冲动,想写一本宣传介绍司马相如的普及读物,还司马相如的本来面目。但是要做这件事,必须要作很多准备。涉及司马相如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厚厚一本书,我的学养不够。因此,好长时间也动不了手。时遇南充电视台原《南充人说南充》栏目组的两位十分重视地方历史文化宣传的年轻朋友,要我在电视台讲司马相如。这是件好事,我虽有困难,还是一口就答应了。为了写讲稿,我重读《史记》等有关典籍,查阅专家的文章、著述,做得倒颇为认真,不过一个年逾古稀的老翁,记忆力明显下降,不习惯说普通话,讲的效果自然不会好。但这件事起了逼我上梁山的作用。有了这个基础,在市社科联的支持下,司马相如研究会将撰写《天下文宗司马相如》作为科研课题,作了申报。这实际上给我加了一个紧箍咒,非完成任务不可了。由于身体原因,从2000年底开始,写写停停,直至2012年12月底方定稿交付出版。

  《天下文宗司马相如》的编撰任务之完成,自始至终支持者众,帮助者多,可以说是集领导和各方之力共同完成的一个课题。

  市社科联原主席今文联主席蒲春梅,积极支持《天下文宗司马相如》作为科研课题申报,对撰写工作关心备至,体贴入微。中共蓬安县委、蓬安县政府及时批拨出版经费,提供资金保证。

  老作家、老教授何剑青、周子瑜、李孝中、徐才安等老师,从拟定提纲开始,常常为我解答疑问。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又多有眼疾,不厌其烦为我审阅初稿。杨东松、文波两位青年才俊无私提供资料,帮助校核。四川文理学院文学系主任熊伟业博士,在我正需要之时,寄赠了他好将出版的博士论文 《司马相如研究》的打印本。对司马相如全方位进行研究他是第一人,此书雪中送炭,启发良多。雨林书画院何作霖院长、知名山水画家王钟泉先生,热情帮助插画。

  稿成之后,由司马相如研究会分别送给了谭继和、李大明、马国栋三位顾问再审阅。

  谭老师是省历史学会会长,“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对他来讲,百忙不是空话,他的任务多,会议多,找他的人多。这次他又挤出时间审核书稿,热情作序。在序中,他从更高的层面,阐明了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的关系、司马相如在文化中国的崇高地位,对学界对司马相如的研究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为我们今后的学习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同时也补救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不足。其情谊何等珍贵!李大明老师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主编,文学院教授、博导,正值盛年,正是学术研究的秋收季节,时间金贵。他虽然曾在我任教的学校念过书,但我并未授过他的课,他 对我却礼遇有加。他接到书稿时,正值年关,熬更受夜审阅,改了稿中的错字、错句、标点,对稿中的引文,逐条核对,花了不少时间。这既有他对我们相处那段历史岁月的深情厚意,又有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对学术、对读者负责的特有感情。马国栋老师是《四川省志》副总编,市县志联络处原副处长,他对相如故里的研究,一直十分关注。浙江宁波王一阁收藏的明正德《蓬州志》,是全国现存四川州县志中最早的一部方志,特有意义。马老师查得网上有影印本出售,立即购买,继又转赠;此次又热情帮助审阅,其情殷殷。

  还有司马相如研究会的会长赵正铭、副会长魏赤中、 副秘书长郑幼林诸位同仁,申报课题,校对稿子,联系出版,各方事务,倾心尽力,团结共事,一直视为己任。

  上述一件一件,点点滴滴,都令我感动。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深地感谢。

作者:谭继和    更新时间:2019-02-19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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